“我从下面爬出来，由于饥饿几乎又昏过去了。我看到布利安·克利，他在那个时候是货运主任。他正在另一处装货平台上数着一袋袋的什么东西，在一个带夹写字板上做记号。我走到他那边去，他看到我，脸上露出嫌恶的神色。有一度，我们曾在‘骨牌’——一间餐馆，在你，桑姆，还没有来的时候早就烧毁了——彼此买酒请客，但那是很久以前了。当时他只看到一个肮脏的醉鬼，头发上有树叶和泥土，是一个透露尿味和‘老公爵’酒味的醉鬼。
“‘滚开这儿，老兄，否则我叫警察。’他说。
“那一天也是我的另一个‘第一次’。成为醉鬼有一件事是——你总是在创新记录。那一天是我第一次向别人要钱。我问他是否可以给我一个银币，让我到‘第三十二号道路简便餐厅’买一杯咖啡以及一片吐司。他伸手进口袋，拿出一些零钱。他没有交给我，是投向我。我必须弯腰，在煤渣中寻找，我不认为他丢掷钱，是为了羞辱我。他只是不想碰我，我也不怪他。
“他看到我找到了钱，就说，‘赶快走，老兄。要是我再看到你来这儿，我一定要叫警察。’
“‘没问题。’我说。然后走开。他甚至不知道我是谁，我很高兴。
“在到简便餐厅的大约半路中，我经过一个报摊，看到里面有当有天的《官报》。我就在那时发现自己是睡了两天，而不是一天。日期对我并没有什么意义——那时候，我对日历不大感兴趣——但是我知道是星期一早晨亚德丽亚最后一次把我踢下床，然后我去打了那通电话。我看到了报纸的标题。我似乎睡过了接合市的历史上发生最大新闻的一天。失踪的孩童继续寻找中，报纸的一边写着。上面还有汤姆·吉布尔和培西·哈利根的照片。报纸另一边的标题则是说郡验尸官说到副警长死于心脏病。在标题之下有一张约翰·鲍尔的照片。
“我取了一张报纸，在那堆镍币顶端放上一个镍币，在人们仍然大部分彼此信任的那些日子里，人们就是这样做。然后我坐下来，就坐在那儿的石子路旁，开始看那两则报导。有关小孩子的那则报导比较短。还没有人很担心他们——毕曼警长认为是翘家的个案。
“她选对了孩子，没错;那两个小孩确实是乳臭未干的小子，两个人臭气相投。他们总是一起闲混。他们住在同一个街区;报导说，他们在一周前有麻烦：培西·哈利根的母亲逮到他们在后面棚屋中抽烟。吉布逊家的这个男孩有一位不足道的叔叔，在内布拉斯加州有一个农场，而诺门·毕曼十分确定是他们前往那儿——我告诉过你们，他不大有脑筋。但是，他又如何会知道呢?他说对了一件事——他们不是掉落井里，也不是在普罗维比亚河游泳时溺毙。但是我知道他们在何处，我知道亚德丽亚又抢先一步。我知道，他们会发现他们三个人在一起;而那天较晚的时候果然发现了。我救了婷希·鲍尔，我也救了自己，但是没有觉得很安慰。
“关于副警长鲍尔的报导比较长。那是第二篇报导，因为鲍尔是星期一下午较晚时被发现。他的死亡已经在星期二的报纸上报导，但没有报导死亡的原因。他被发现倒在他的巡逻车的方向盘后面，离欧德农地西边大约一哩远的地方。那个地方我很熟，因为我到亚德丽亚家的途中，通常都在那个地方离开道路，进入玉米田中。
“我可以清楚地加以补述。约翰·鲍尔不是踌躇犹疑的人;我在德州石油加油站旁一挂上公用电话后，他一定就朝亚德丽亚的家前进。他可能先打电话给妻子，要她让婷希待在屋子里，一直到她听到他的消息。这一点当然没有登在报纸，但我确信他是这样做。
“当他到达那时儿，她一定已经知道我向他密告了，于是一切都完了。她杀了他。她……她拥抱他至死，就像她在雷文先生身上所做的一样。鲍尔很硬皮，就像我告诉她的，但枫树也很硬皮，但你仍然能够汲取它的树汁，只要你的插栓插得够深。我想像她插得相当深。
“他死了后，她一定是开他的巡逻车把他载到后来被发现的地方。纵使那条路——加尔逊路——那时候很少人走，但仍要很大的胆量才敢这样做。但是，她又能怎样做呢?难道是打电话给警长的办公室，告诉他们，当约翰·鲍尔在跟她讲话时，心脏病发作吗?在她不想让任何人想到她的时候，这样会引起更多的问题。还有，你知道，诺门·毕曼也会好奇：为何约翰·鲍尔这样急着要跟这位图书馆主任谈话。
“所以，她把他载离加尔逊路，几乎到达欧德农地，把他的巡逻车停在水沟中，然后回到她自己的房子，就像我经常走的路线——穿过玉米田。”
德维的眼光从桑姆的脸上转向娜奥米的脸上，再转回桑姆的脸上。
“我也绝对知道她接着是做什么。她一定是开始找我。
“我不是说，她跳进自己的车子，开始绕着接合市行驶，把头探进所有我常去的地方;她不必这样做。在那几年之中，有好多次，只要她要找我的话，她都会出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或者她会叫一个小孩送来一张摺着的纸条。不管我是坐在理发店后面的一堆箱子之中，或者在格雷林溪旁钓鱼，或者我只是醉醺醺躺在货运站后面，她都知道要到何处找到我。这是她的才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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