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说，哪天北里氏不再往斗满子身上花钱了，会怎么样?
“啊，那可能会闹得天翻地覆的。斗满子恐怕会大叫：‘如果你敢让我变成那种穷酸样，我就死给你看’。”
这名男子装作开玩笑似地如此说道，但这并不是一件好笑的事。
在调查北里夫妻的生活状况时，某种疑惑浮出水面。早早结婚然后飞离日本在瑞士生活的夫妻俩，双方都没有做过什么像样的工作。北里氏似乎曾通过写短小的游记赚取一点小钱，但是只靠这点收入应该无法满足斗满子女士的要求。
二人在旅行中曾到访的德国日本人会的成员，也没有对北里夫妻的形象做出太好的评价。
“虽然在人前的行为举止像一对感情很好的夫妻，但仔细看就发现，他们都不互相看对方的眼睛。”
究竟，远离祖国的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恐怕无人知晓。
“我这只是假设，”
先前提到的搜查官曾悄悄地对笔者说：
“如果北里给斗满子买了巨额的生命保险的话，说不定就能成功逮捕他了。他的确买过保险，也的确从妻子的死得到了钱。但是那个数额在常识范围内，嫌疑不是很充分。”
为保险金为目的而杀人，这个构想难以成立。
但是只要整理相关事实，就会浮现出至少四个，大大的疑问。
北里氏向斗满子射击，是在斗满子跳下垫脚台之前，还是之后?换言之，斗满子是在北里射击之后上吊，还是斗满子上吊之后，北里再射击的?
上吊死亡，一说指的就是颈部骨折之后立即死亡。但这次的时间使用的是柔软的床单，可能不会立即死亡。或者说，就算她是立即死亡的，即使有数秒的误差，也应当不可能从那小擦伤上检测出生活反应。也就是说，尽管警方进行了调查，但是开枪和上吊的前后关系并没有澄清。
(生活反应：是指机体在生前，即机体的循环和呼吸机能存在时受到刺激后发生的反应。)
北里氏说在一瞬间从床头柜拿出手枪对准斗满子，即便可以说那是为了救妻子的命，也可以说当时正处在混乱之中，但是把枪对准自己的妻子这种行为，是不是也可以说是某种潜在意识的体现。
但是这里要追究的不是这个问题。假设，现在有人在你面前用绳缠住脖子，然后从垫脚台上跳了下来。……这种情况下，为了救他的命，一般人会怎么做?
肯定不是把绳子切断。应该先接住自杀者的身体，支撑住，然后再把他放回垫脚台。在那个安特卫普的旅馆的深夜，不管上演了多么紧急的场面，不先支撑住一跃而下的身体而是先取出手枪，实在是不自然。如果善意地考虑，也可以认为北里氏和斗满子之间有什么物理上的障碍致使其无法上前抱住斗满子。但是，这种说法不是有点牵强附会吗?事实上真的有这种障碍吗?
而且，斗满子决意要自杀，北里氏想要阻止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在干什么呢?
两人的女儿当时已经四岁，到了能够听得懂话的年龄。如果父母之间真的发生了死与不死的争执，女儿那个时候会只是在睡觉吗?
当这些疑点综合在一起时，不论是谁都应该会浮现出某种遐想。当一个人把手枪对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在救对方。那么，是射杀吗?不，恐怕是以射杀相威胁。事先把床单缠在吊灯上，准备了作为垫脚台的椅子，接着慢慢地把手枪指向对方。然后说：喂，站到这上面。喂，把床单缠住脖子。
北里被释放了，他没有被问及此罪。
安特卫普的枪声，到底是为何而响起?北里斗满子真的是自杀的吗?
但是笔者还有一个更偏重于人性的问题。即，北里氏和斗满子之间是否还有爱情?
芳光在反复咀嚼着早已熟记于心的报导时，受到了睡神的召唤。
突然睁开眼睛，发现巴士已经下了高速公路。在他酣睡的时候，巴士已经来到了松本。
时间虽已接近正午，但几乎感受不到乘车所耗费的时间。行程很轻松，芳光满意地松了一口气，从位子上站起来舒展了一下筋骨。
2
巴士到达了一个离松本站不远的一个终点站。一直酣睡着的芳光是乘客中最后下车的，走下阶梯一接触到外面的空气，就忽地吹过一阵凉爽的风，一扫旅途的疲劳。太阳正当空，但气温比东京低了许多。
松本的天空给人以广阔无边的感觉，这当然不是因为平时总是呆在东京。故乡掛川与之相比，好像还是松本的天空更宽广。
虽然知道可南子的住处，但他还是先找公用电话。可南子说礼拜四在家，不出所言，她很快就接了电话。
“是，我是北里。”
芳光差点报上了菅生书店的名号，但还是咽了回去。
“我是菅生芳光。”
可南子似乎没有发觉芳光那微妙的顾虑。
“啊，是菅生先生吗?这么说已经到日子了，是有什么东西要送上门吗?”
“嗯，其实不是这样的。”
听到电话的那头有些微微的吵闹。
“我想详细地对您说一些事，我觉得还是当面说比较好，我现在在松本站。”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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