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郎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今天早上同四都工作的长崎汽车修理厂联系，才知道四郎从四号晚上出去之后，一直未归。
所谓心事，也就是这。
“原来四郞不同你在一个厂？”
浅胁觉察到三郞的表情中蕴藏着不愿说出的隐情。五年前，是浅胁把他兄弟俩介绍到山本汽车修理厂工作的。当时兄弟俩相处得很好，莫非如今闹了纠纷？
“是的，我俩闹纠纷了。”
三郎的声音很低。
“什么时候？”
“一个月前。两周前，弟弟自己找了个工作，就搬走了。”
“纠纷的起因是什么？”
“那是……”
三郎刚开口又打住了话头，由于羞愧，低垂着头。
“行了，不谈这个。你说。四郎出了什么事？”
“我看弟弟是自暴自弃，他心情不好，同别人打架……”
三郞怯生生地瞟了浅胁一眼，立即又躲开了他的视线。
“明白了，让我调查一下。”
巴西人一旦发怒，往往要杀人。如果是在自己的院子里杀了人，则通常会被认为是正当防卫。若是在别的地方杀了人，则往往将死者拖回自己的住宅里……。巴西人平常虽然对许事都熟视无睹，或漠不关心，可是一旦有人撞入住宅，可就要认真对待了。所以，在巴西，到处可以看见上了锁的大门，不管什么人，身上都挂着一串钥匙。巴西是“钥匙社会”。
四郎刚满二十岁，办事认真。可四天没有归家，确乎不寻常，预示着发生了什么令人担扰的事。
浅胁站了起来。
这天，浅胁弄清了几件事情——他去了长崎汽车修理厂，访问了四郎的同事。四郎还在山本汽车修理厂时就结识了这位工人，后来常有来往，就渐渐成了较为亲密的朋友。据他讲，七天前即二月一日晚上，四郞同别人打架，回厂时鼻青脸肿。四郎问他借了三百克鲁赛后，驾驶着自己保管的一辆小型汽车出去了，第二天下午才回到厂里。听四郎说，他到了国道五十号线，边喝酒，边开车，后来不知在什么地方醉倒了。当晚发生了歹徒抢劫银行事件，四郎是从朋友那儿听说的。四郎说，也许犯罪分子逃到夏陆桥附近时，他的车正停在那里。
浅胁还了解到，失踪那天，即二月四日晚，四郎去了加尔本·伯罗大街的日本餐馆银座游艺场，一去未归。
浅胁离开长崎厂后，向加尔本·伯罗大街走去，边走边回忆刚听来的四郎的荒唐行为。听说四郎带的钱全花光了。四郞到长崎厂仅十一天，第一周里郁郁寡欢，第八天时就邀同事闹事、打架。浅胁在咖啡厅一边喝咖啡，一边等待回答。
相当干日本警视厅的中央署，署长是浅胁的朋友。
一小时后得到了答复。
四日晚上，中央署接到报告说，加尔本·伯罗大街同古塔利亚大街盘交汇处，有个日侨青年被汽车撞伤，肇事者将似员送往医院去了。车号不详。
浅胁走出咖啡厅，直奔中央署。
在中央署，浅胁约见了刑事部长利伯伊罗，这是一位中年男子。
利伯伊罗根据署长的指示，记录了报案人的姓名和住址。报案人当时目击了车祸的全过程。
“怎么，重大案件也……”
一见便知这位中年男子是意大利血统，已经没有朝气，两眼浮肿。抢劫银行的案件已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这副担子不轻啊！
“不，眼下这种事还……”
浅胁认为，四郞的失踪和袭击银行的犯人之间也许有某种联系，但也未说出口。
他记下了报案人的姓名和地址，就离开了中央署。
目击者是一位德国血统的男子，叫弗朗茨·休鲁茨，家住在出事地点的街角附近，此人年近四十，手上戴了一枚红宝石戒指，可能是个律师。德国血统的人，在巴西大都处于上层社会。红宝石戒指是律师的象征，祖母绿戒指是医生的象征，而蓝宝石戒指则是工程师的象征。从佩戴的戒指上，大体可以判断他们的身分和职业。
休鲁茨夫妇俩都是那晚车祸的目击者。由于职业的关系，这位律师观察得十分仔细。
“还记得那三个人的摸样吗？记得一个也好。”
“大体记得，”
“说说特征好吗？”
“好的。”
休鲁茨把妻子叫来。
他用一支铅笔来描绘，妻子站在背后不时指点。休鲁茨很有绘画才能，运笔自如。
画成的是一个四方脸、猪头型的人面像，看得出是西班牙血的人。人面像画得不仅形象生动，还有神韵，使人感到那浮躁中隐藏有冷酷的攻击性。
从这张凭记忆随手画出的人像上可以看出，休鲁茨对事物十分敏感。
浅胁道了谢，带着图画离开主人的家。他看看手表，同政治社会警察刑事局长弗朗西斯科·罗波斯相约喝酒的时间就要到了。这时已近黄昏，他便要了一辆出租汽车，返回大圣保罗圈警察本部。
回到办公室不久，罗波斯来了。
“我们走吧，浅胁先生。”
身材修长的罗波斯站在写字台面前。
“走吧！”浅胁起身欲走。
“等等。”
刚要转身的罗波斯，目光落到桌上的人头画像上。他把那张画纸拉到自己面前，睁大眼睛审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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