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四月开始找，这样可以连春天也包括在内。
一位本地医生在做了一次接生之后离开的路上因意外事故而死亡，在1917年莱特镇这份主要报纸上，应该会是头版新闻。虽然如此，埃勒里还是一版一版地翻着。幸好，那时候的《记事报》每期只有四版。
他甚至连每期的讣告栏都不放过。
翻到了十二月中，他决定放弃。他把合订本放回到架子上，离开那依然在她的杂志上打着呼噜的年轻小姐，从一个上面写着“不准出入”的侧门，溜出了“莱特镇公共图书馆”。
他觉得很不舒服。
埃勒里拖着脚步往上惠斯林街走去，双手在口袋里抖动着。
在北方国家电话大楼的入口处，他尝试让自己平静下来，这花了他好一会儿时间。
然后，他走了进去，要求见经理。
他究竟对那经理编了什么故事，他自己在事后也不记得了，总之那是个假的故事，而他也得到了他要的东西：1916和1917年的莱特镇电话簿。
他只花了整整二十五秒，就确定1916年那本电话簿里，没有一个叫“索斯布里奇”的人。
他比刚才多花了二十秒，发现1917年的那本电话簿，也没有任何叫“索斯布里奇”的人。
他带着追猎的眼神，继续要了1914、1915、1918、1919和1920年的电话簿。
连一个叫索斯布里奇的人也没有。
他伸手拿帽子时，他很肯定地感觉到自己很不舒服了。
他不走广场，而是顺着上惠斯林街走去，经过杰里耳巷、下大街，到斯洛克姆街。他转进斯洛克姆街，快步穿过长长的街区，朝华盛顿街走去。
洛根市场里到处都是苍蝇和其他小虫，而斯洛克姆街和华盛顿街的交叉路口却很清静——正合埃勒里的心意。
他横过华盛顿街，冲进职业大厦里。他看到安迪·拜罗巴蒂安的一只手臂，以及隔壁“莱特镇花店”的那亚美尼亚女人漂亮的脸，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下，对鲜花和亚美尼亚女人都没有兴趣。
他拖着疲惫的脚步，走上职业大厦宽敞的木楼梯，为自己脚下老旧的木板发出的声响而生气。
到了楼梯的尽头，向右转，他看到一个熟悉的招牌：
米洛·威洛比医生
他试着挤出个笑容，吸了一口气，走进去。
威洛比医生诊疗室的门是关着的。
一个农夫带着枯黄的脸和充满痛苦的眼神，坐在门外的一张椅子上。
一个怀孕的年轻女子，坐在另一张椅子上，睡眼模糊。
埃勒里也坐下来等。还是那套臃肿的绿面旧沙发，墙上还是那几幅柯里尔和艾维公司的平版印刷装饰画，头顶上也依旧是那个嘎嘎响的老电风扇。
诊疗室的门打开，一位年轻的孕妇——不是刚刚在等的那位——蹒跚地走出来，一脸喜气洋洋的神情。于是，他又见到老威洛比医生了。他很老了，真的。干枯缩小了。
曾经明亮锐利的双眼，像罩了一层雾，不再那么锐利。他瞥了埃勒里一眼，很不经意的一眼，说：“这位先生，请你再等几分钟。”然后向那另一位女子点点头。
那另一位女子起身，从一个褐色袋子里，抓出一件准备好的小东西，走进诊疗室，威洛比医生把门关上。
当她走出来的时候——褐色袋子不见了——威洛比医生朝那农夫打了个手势。
农夫出来后，埃勒里走进诊疗室。
“威洛比医生，你不记得我了?”
老医生推推鼻梁上的眼镜，盯着他看。
“嘿，是奎因先生!”
他的手掌很软，有点潮湿，而且微微颤抖。
“我听说你去年来过这里，”威洛比医生一面说，一面兴奋地拉过一张椅子，“在报纸报道那件惨剧前，我就听说了。你干嘛不来看我们?荷米欧妮·莱特都气坏了，我也觉得很没面子!”
“上次我只待了九天，医生，而且算是相当忙的九天，”埃勒里苦笑说，“埃力法官好吗?克拉丽斯也好吧?”
“都老啦，我们都老啦!你来这儿干什么?哦，那不重要，让我打个电话给荷米欧妮……”
“这个……请……先别打，”埃勒里说，“谢谢你，医生，可是我这次只待一天。”
“有案子在身?”老先生斜眼看他。
“哦……老实说，是的，”埃勒里笑着说，“医生，要不是我需要你的帮忙，可能我连今天都没有想来找你。”
“那你可能也将失去见我最后一面的机会。”医生也笑着说。
“怎么，什么意思?”
“没什么，这是我常爱开的玩笑。”
“你病了吗?”
“每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威洛比医生说，“我都会想起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一句格言：”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少患病，但是他们所患的病，永远不会离开他们。‘没什么，只是不够忙罢了：我可能要停止营业了……“他那发黄的皮肤，扭曲而突兀，皱在一起的肌肉，也干枯而萎缩了——是得了癌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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