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样吧，卡德摩斯是回绝了他的弟妹，让她死了这条心。显然，亨特利发现了这件事，因为就在刚刚收到卡德摩斯的回信之后，亨特利自杀了。而关于娜丁和小玛戈后来的情形，就再没有任何消息和记录了。因此，咱们的任务之一，就是想办法找到这位已经三十岁年纪的后人。”
“这样的话，如果能找到玛戈·科尔，而且按照遗嘱她也有资格继承遗产，那么她倒是个继承人。那还有一位呢?”
“是啊，卡德摩斯和亨特利还有个妹妹，叫蒙妮卡。从遗嘱字里行间的意思能想象到，当蒙妮卡听说了亨特利在巴黎自杀的消息，她认定这都是卡德摩斯一手造成的，她立刻决断要离开她这个冷漠无情的哥哥。于是，她离开了卡德摩斯，离开了温莎那座祖传的宅子，就此消失了。这是1909年亨特利死后不久的事情。
“至于她离开佛蒙特州之后的情况，我们也只是略知一二而已。她一直时运不济，只是勉强支撑着过活。这样到了1911年，她在芝加哥认识了一个名叫肖恩的男人，这人好像是个会计什么的。肖恩娶了她。1918年，蒙妮卡生了个女儿，叫凯丽，而刚好在这前后，她丈夫得了脊髓脑膜炎，死在芝加哥一所医院里。
“她丈夫一分钱也没给她留下。走投无路之际，她给她哥哥卡德摩斯写信，解释发生的事情，并且请求他给予帮助。这就跟九年前亨特利妻子写信时的情形是一样的。好啦，结果蒙妮卡也收到了回信，而信中的答复，也跟亨特利妻子得到的答复几乎一样：既然她放弃了自己的权益，而选择了婚姻，那就美滋滋地快活去吧。这也是卡德摩斯最后一次知道的他妹妹和小凯丽的下落，蒙妮卡来信的邮戳上标明有‘芝加哥，1918年9月8日’的字样。”
“关于蒙妮卡就再没别的情况了，嗯?”奎因先生若有所思地问。
“一丁点儿也没有啦。当然，也许她已经死了。反正科尔已经把他巨大的遗产，像我刚才说的，留给了他的侄女和外甥女——玛戈·科尔和凯丽·肖恩……至于什么时候继承，以什么方式继承，而且是否能继承，这些就再说了。”
“那怪老头是不是精神不正常呢?”奎因先生似心存期冀地问道。
“这一点是无法证明的。古森斯也已经向精神病医生咨询过了。他们看过科尔的照片之后，都认为从医学的角度说，科尔的头脑是健康的，并不混乱。因此，依照法律，他有权利对他的遗产想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就算在别人看来这种分配方式不合情理或者很古怪，也是一样。德卡洛斯应该是最了解情况的，他对这些意见却不以为然。当然啦，他的态度理应如此，因为，科尔给他留下一百万美元的现金，还把塔里城那座大别墅里的一套房子给了他，如果他愿意的话，就可以住在那儿。”
“科尔死的时候是怎么样一种情况，你问过德卡洛斯吗?”
博点点头：“不过，他是个非常沉着冷静的家伙，从来是面无表情，不露声色，不管你怎么问，他就是那一套。说到他把所有船员统统解雇，连安格斯船长和无线电发报员也没留下，我还冲他发了通火哩。”
“这两个人很重要吗?”
“要证实科尔在遗嘱上的签名具有合法性，就只有安格斯、无线电发报员和德卡洛斯这三个证人。”
“那又怎么样?”
“遗嘱检验法庭对遗嘱进行检验的时候，要求必须提出能够对遗嘱上的签名的有效性加以证实的两名证人，并且要对这两名证人做一番审查，这两名证人必须人在本国境内、必须有资格、并且能够作证才行。要是任何一位证人缺席，遗嘱检验法庭就有权免除他的作证，而根据另一位证人的作证通过对遗嘱的检验。这样一来，如果安格斯船长和发报员缺席，我们就不得不完全依靠德卡洛斯的作证了。”
奎因先生皱着眉头：“这一点我倒不担心。”
“也是，我们倒还可以对签字本身做一番检验。遗嘱检验法庭肯定也要求对签字做出更好的证明，而不会只听信单独一个证人的证词。法官会要求验证立遗嘱人的笔迹、安格斯以及其他人的笔迹。科尔留下来的亲笔签名肯定成百上千，都可以拿来检验一下的。”
“可我还得到山里去!”奎因先生很不开心地嘟嚷着说，“唉，我这该死的阑尾!”
博找了两位私人侦探，告诉他们安格斯船长和“阿耳戈号”船员们的姓名和相貌特征，派他们去了古巴的圣地亚哥，开始进行谨慎小心的调查。他还找到法国的一家可靠的事务所，请他们开始寻找娜丁和玛戈·科尔的下落;并且，在法国和美国的一些报纸上，他也登了不少寻人启事;随后，他又去追踪凯丽·肖恩的线索。
奎因先生则怀着满腹恼恨和愤怒，老大不情愿地去了阿迪朗达克山【注】。而尽管被“流放”至此僻寂之地，他仍旧可以从纽约报章的闲话专栏作者们和社会上热衷于别人隐私的人们那里，追寻和关注着走了鸿运的埃德蒙·德卡洛斯先生的行迹。作为科尔遗嘱的共同执行人和科尔遗产未来的共同受抚管人之一，尽管遗嘱仍有待检验，他却已然准允自己作为遗嘱受益人，住进了塔里城那座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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