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听到一台手机刺耳的呼唤信号。她常用的手机放在腰带上的一个套子里，而另一台，也就是格雷戈转交她的那一台手机则放在她皮上衣的内侧口袋里。此时发出唧唧声的正是这一台。
她从内兜里把它掏出来，贴到耳朵上，然后大声说道：“我是范希•赫维什！”
没有人回应。
框架里塞着四张照片，三张上是那些把杰克——散发钞票的醉汉——拽出“热点”的男子的面孔。而第四张则是杰克本人的面孔。
正确地说，这些只是模拟像，因为菲尔和我当时手边都没有照相机。这些模拟像是我们在跟调研处的专家们两小时的会议过程中一起搞出来的，我认为它们跟马尔科姆、克鲁德和杰克的真实相貌相差无几。而第四名男子当时一直没有离开大门，加上时间毕竟短暂，他的姓名或者绰号不得而知，他的这张模拟像我们姑且以“X”表示。
我和菲尔就凭着这几张模拟像，坐在中心计算机的终端，搜索着所有警方档案资料。只要输入电脑并且联入“犯罪显示系统”网络，我们就可以调出从阿拉斯加到墨西哥边界的所有档案。由于计算机科学的日益发展与普及，追踪缉捕在不少情况下坐在室内即可进行。
当然，要从储存于计算机的至少两百万或多或少犯有违法恶行的人当中，找出这四个虽知面貌长相，不知真实姓名的家伙，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被搜寻的这几个人中，还没有一个有踪影。
幸亏“犯罪显示系统”的程序提供将搜寻局限于特定人群的可能性。于是，我们命令电脑把所有有色人种都排除在外，因为那四人均为白人。又由于那个叫马尔科姆的家伙是四个人当中年纪最长的，我们估计他最多四十四五岁，因此超过五十岁的人也被我们排除在关注的范围以外。
马尔科姆戴着一副眼镜，但是“戴眼镜的人”并非选择的标准。而不可改变的特征，如伤疤或缺少一个指头之类，我们在这几个人身上又都未曾观察到。
如果您想知道，干调查员是一个多么坚韧的工作，那就请您坐到我们跟前，和我们一起来搜索！不出两个小时，您就会眼冒金星，甚至连一个黑胡子的加油站劫匪的图像和一个被抓住过五次的应召女郎的图像都几乎不能加以区分。您脑袋将剧烈地疼痛，折磨得您不由产生宁肯去卖鞋的想法，因为干调查员这一行实在太紧张了。
两个人一起用同样的方法在数据的汪洋大海中寻找同一滴相关的信息水珠，当然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在菲尔和我之间进行着友好健康的竞赛，看谁有更好的办法，能更迅速地达到目的。谁输了，谁下次在玛丽奥吃比萨饼时请客。说句老实话，多数都是我请客。
七
快到中午休息的时候，菲尔突然喊道：“快来看，杰瑞！我看我在屏幕上已经找到其中的一个了。”
我站起来朝他走去。
在屏幕上我看见通常的三种图像：一张从正面、从左侧、从右侧拍摄的照片。在标志数字前的C.P.L.A四个字母说明这份案卷是在洛杉矶市警察局的档案中。
这张照片毫无疑问展示的是马尔科姆骨骼突出的面孔。他虽然没戴眼镜，但是他的两片薄嘴唇，宽大的嘴巴，隆起的鼻梁却都是不会让人认错的，还有那对黑眼睛，让人分不出瞳孔和眼球。他看起来比在夜总会时明显年轻得多。
这几张照片肯定至少是在十年前拍摄的。
“他叫什么名字？”
菲尔敲入编号。在电脑查寻的短暂停顿之后，屏幕上出现以下数据：
“马尔科姆•赫曼，白人，1952年8月10日生于洛杉肌。身高1.86米，体重83公斤，由于参加流氓集团及参与街道抢劫而受到少年刑事犯罪惩处，1975年由于袭击银行被判刑三年。1978年10月31日获释。”
“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通过基尔克•摩兰。”菲尔兴奋地回答，“我命令电脑提供在基尔克•摩兰案卷中出现的全部人员名单。共计一百四十七人。其中三十八名妇女，对这些人我无需多作审查。马尔科姆•赫曼位列第九十一名的位置。——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警方在与大辛迪加及其大佬们长年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着的资料已超出存储容量。因此必须转刻到光盘上。凡在档案库中有单列资料光盘的歹徒即算作黑社会的顶尖大佬。
趁菲尔为获取档案管理部门批准使用光盘而填写必要表格的时候，我也就稍事休息，到相距不几步远的玛利奥咖啡餐厅，订了一份比萨饼。
从世界杯足球开赛起，玛利奥——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便对赛事如痴如狂。他特地在吧台背后的墙上悬挂了一台巨无霸电视机。此时屏幕上正在转播由谋杀调查处在验尸室前举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
处长布赖恩•佩斯对记者们说，罗德尼•柯拉夫甚至在与惨遭毒手的三个姑娘的遗骸对证之后也仍然拒不承认犯有三起谋杀罪。
“尽管如此，我处仍确信此人为凶手无疑。”佩斯以坚定的语气说，“对于所有作案时间，此人均提供不出不在作案现场的有力证明，他所谓被某一神秘陌生人遣往39街的说法也难以令人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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