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记者喊道：“如果他不招认，你们是否必须把他释放，或者警方掌握有间接证据？”
“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佩斯避免正面回答。“大家都知道，死者们的衣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找到。”
“搜查他的住所取得了什么结果？”另一位记者接着喊道。
“大量证明柯拉夫变态人格的材料。”
“对于他在杀死姑娘们之前为什么没有强奸她们这一点，您有什么解释吗？”
“这一点只有在心理学家们对罗德尼•柯拉夫作出判断以后才能加以说明。”
“‘每日纽约’的女记者赫维什曾多次与他通过电话，她听出柯拉夫正是给她打电话的那个人吗？”
“她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
“为什么没有这些电话的录音磁带？”
“所有的电话都是出其不意地打到赫维什小姐的手机上和打到一家咖啡餐厅的。当时当地都没有录音机。”
其余的问题都被处长一股脑儿谢绝了。
“这就是我们眼下能够向媒体提供的全部情况。谢谢诸位。”
玛利奥又往我的杯里倒了些咖啡。
“您相信这些可怜的姑娘是这个杂种杀的吗？”他问道。
我只耸了耸肩膀，没有回答。
电话铃响起来。玛利奥走到电话机前，取下听筒，听一阵后又走回来。
“您的同事，调查员！让您给他带一块比萨饼回去。他来不了。没时问。”
我看见菲尔仍旧坐在信息中心他的终端前。他已脱去上衣，头发挂在额头上，衫衣的腋下显出一些斑斑点点的汗渍，眼光紧紧地盯着屏幕，仿佛荧光屏有一股吸引人的魔力似的。
“你的比萨饼！”我说道。
“等会儿！”只是一声嘟哝。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菲尔在跟存储于电脑的警用档案这只九头巨怪进行智力较量的时候，他必定会陷入一种不听不闻的状态。他知道在某一个电子脑袋里的千千万万个线圈和网络中深深地隐藏着他所求索的信息：一个名字，一个日期，一幅数字存储的图像。他像被钉住似地坐在椅子上，两只眼睛紧盯着荧光屏，两只手的手指不住地按着键盘上的按键。他奋力穿行在看似不可通行的原始密林中，时而与湍流拼搏，时而陷入荒凉的沙漠，似乎难以逃生。
他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也绝不能退缩。
我在自己的电脑前坐下。
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特别的搜索方法。我只得按部就班地在档案中查阅所有曾经有过性暴力犯罪行为人员的案卷。当然，像这类为非作歹的家伙的案卷无不多得数不胜数。
“读读这份打印出来的材料！”菲尔说，连头也不抬一抬。
我拿起打印桌上的材料。
材料文字简短：“1975年，洛杉矶市警察局对基尔克•摩兰进行了调查。他涉嫌参与马尔科姆•赫曼对加利福尼亚银行一个分支机构的抢劫活动。由于摩兰能够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明，调查工作因而停止。”
“就这些吗？”
他一声不吭地点一下头，继续啃他的比萨饼，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光屏。
四小时以后我狠劲一摁电脑的关机键，大声说道：“今天到此为止。”
“我还有几分钟。”菲尔轻声含糊地说。
我离开信息中心，在餐厅弄了一杯咖啡，跟史蒂夫•迪拉吉奥商谈一番之后终于坐在我与菲尔共用的办公室里，仔细研读检察院提出来的一长串问题。他们关心的是，逮捕卡洛斯•门多扎是否符合对待外交人员的有关规定。
我被搜索那些牛鬼蛇神弄得头昏脑胀而不得不撒手暂停。两小时以后，菲尔兴冲冲地跑进我们共同的办公室，手里挥舞着电脑打印件。
“我找到他们了！”他洋洋得意地大声喊道，“我找到他们所有四个人了！”
生活中总有一些短暂的时刻，一个人甚至对自己最好的朋友也难以忍受。
范希•赫维什在“每日纽约”的晚间新闻中，为记者招待会的几个画面准备了一段解说词，结尾的一句话是：“对罗德尼•柯拉夫是否真是残杀三位姑娘的凶手的怀疑是不可能被排除的。”
制片人拉德•佩拉把最后这句话从草稿中一笔勾去。
“这样的话你可不该说，宝贝！”他解释道，“整整一天我们电视台都不断接到观众的电话，他们一致认为，这杂种只配享用电椅。我们百分之九十的观众也持同样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让他们听到你对他们说不要忙于下结论的话。这只会使得他们更加愤怒，更加冲动。”
范希没有反驳。在播放时，她使用了经过修改的文字。
新闻录制室的灯光刚一熄灭，她立即找到编辑亚当。“你弄清这个手机电话是用的准的名字？”
“格雷戈•塞洛夫。”亚当回答。
范希先是一惊，接着便不禁捧腹大笑。“这我本该早就想到才是。多谢，弗雷德！”
在回家的路上，她深深地陷入沉思。
给她送来手机的男人对什么都了若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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