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了解她与塞洛夫的关系，知道她喜欢哪家咖啡餐厅，她开什么车，她住什么地方。
这些根本不是罗德尼•柯拉夫这种头脑简单的冲动型案犯干得出来的。
女记者隐约感到某种威胁正在向她袭来。
难道她只是一场扑朔迷离的危险游戏中的普通角色吗？
回到住所，她久久地查看着手机，把这只轻巧的家伙在手指间拨弄来拨弄去，似乎可以从它身上发现一个隐秘的线索。最后，她拨了塞洛夫形体教练馆的电话号码，可惜没能跟他说上话，因为她正在教一位女学员。
她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坐进沙发里，小口啜着，极力理清自己纷乱的思绪。
手机就在她面前的桌子上。
她想：如果他无论什么时候都知道我正在做什么，我在什么地方，甚至也许还在观察我，那么他现在就可以给我挂电话，因为我正好是一个人。
她几乎是怀着恳求的目光凝视着桌上的手机，可它却依旧默默无声。
杰克•朗迪，26岁，有盗窃汽车、入室盗窃、街道抢劫等前科，最后于费雷斯诺的监狱获释。
巴尔尼•克拉达姆，人称克拉德（意为脏家伙），41岁，犯有大量前科，两次因涉嫌谋杀被捕，但由于证据不足而未判刑，最后成为一个名叫保罗•迪尔所组织的歹徒团伙的成员，直到迪尔被对手击毙为止。
路易士•加尔斯科，38岁，因谋杀罪被判刑十五年，与克拉达姆相同，亦为迪尔歹徒团伙的成员。
第四份打印件是关于马尔科姆•赫曼的，有关他的主要资料我已经读过。
“你怎么找到他们的？”我问菲尔。
“我稍微在加利福尼亚寻找了一遍。”我咧嘴一笑。他从来不向我透露他的计谋和招数。
应菲尔的要求，洛杉矶警察局把这四名男子的完整档案给我们传真到纽约。
巴尔尼•克拉达姆和路易士•加尔斯科的档案篇幅浩瀚，厚厚一大摞。从他们的简历来看，他们的歹徒生涯早在青少年时期即已开始，虽然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之徒，却从未成为歹徒团伙中真正的头面人物。
关于杰克•朗迪只有短短几页。然而他的残忍凶恶却极突出。他曾在两次拦路抢劫案中将受害人打得重伤致残，人事不醒。
马尔科姆•赫曼的案卷也是薄薄数页。自从七十年代那次袭击银行和刑满释放以来，他似乎已从洛杉肌警方的视线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唯有一个附注透露出他很可能长期滞留于墨西哥。
“你确实有把握，我们这不是在白白浪费时间吗？”我把手放在这厚厚一摞从打印机和传真机里吐出来的资料上，向菲尔问道。
“怎么这样说？”他反问我。
“头儿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侦破三起残害年轻妇女的凶杀案。带有非正常冲动型作案特征的罪行。而我们现在却把注意力放在与我们在一家夜总会偶然相遇的四个家伙身上。”
“这可是些恶贯满盈的家伙。”菲尔反驳道。
“对，对，就算是这样，可强奸或者其他更坏的性犯罪行为在他们的犯罪记录里并不存在。他们的作案动机无非是贪财而已。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曾涉嫌性犯罪。巴尔尼•克拉达姆甚至还有几年婚姻生活，而杰克•朗迪曾经用偷来的汽车先后带了好几个女友到处兜风，连她们的一根毫毛也没有触动。我不明白这四个加利福尼亚人到纽约来到底有什么意图。弄清楚这一点可能是很有好处的，不过我们的任务是确定是否有另一个人，而不是罗德尼•柯拉夫杀害了这些姑娘。”
“为什么杰克•朗迪要把一沓沓百元美钞扔给摇摆舞女郎们？”菲尔问道。
说实话，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意外。我还从来没考虑过。
“他喝醉了。”我回答，“你怎么看？”
“我还没有什么想法，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探究一下原因。”
“那我们首先得找到他。”
“我们明天就去找他！在夜总会附近我们就会碰见他。”
白色的羽毛球嗖地一声从网上擦过，宛如一粒子弹。安妮•王猛地反手一扣，却没有击中要害。那球高高地划了一个弧形，落到对方的场地，恰恰有利于反扣。泽塔•哈达纳修长的身体一缩，犹如弹簧一般。那球趁着她肌肉与筋骨的迅猛力量急若流星一般飞向最右角，在安妮•王还没来得及用球拍接住它的时候就触碰到地面。
“啊，太好啦！”拉蒙森教练不禁拍了几下巴掌。“像这样拼杀，你们可就大有取胜的希望。”
两个姑娘走到赛场边，匆匆地相互拥抱了一下。她们既是朋友，又是竞争对手，她们两人都希望在下个月的选拔赛中出线，取得参加下届奥运会的资格。
如果取得胜利，她们就将在她们的体育运动项目——羽毛球比赛中，为美国而拼搏战斗。与很多取得成就的羽毛球运动员一样，她们也都是亚裔美国人，因为轻巧的身材、力量与体重的有利比例关系，尤其是亚洲人种与生俱来的反应能力使她们天生就是从事这种要求速度与灵巧的体育项目的料。安妮•王出生于一个美国人和中国人相结合的家庭，而泽塔•哈达纳的母亲是一个印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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