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把时间浪费在创造人物上，”特劳特说，“那么我就永远无法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真正重大的事情：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凶残的发明，荒唐可笑的理想、政府、经济等，所有这些东西使男女主人公都感到像猫拖进家的死老鼠一样。”
特劳特也许会说，他塑造的是人物漫画肖像，而不是真正的人物。其实我的创作也是如此。另外，他对所谓的主流文学的敌意，也并非他个人独有。这在科幻小说家中间十分普遍。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十九章
除了那些不可信的人物之外，特劳特的许多故事严格地说根本不是科幻小说。《沙登弗洛伊特医生》不是科幻小说，除非哪个人没有一点幽默感，把精神病学当做科学。继《沙登弗洛伊特医生》之后，他投进文学艺术院垃圾篓里的是一篇以虚构手法描写的真人真事小说《掩体里的宾戈①游艺会》。那时时震已日益迫近。
这个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的欧洲，在德国柏林一片瓦砾之下的阿道夫·希特勒宽敞的防弹掩体之中。在故事中，特劳特把他经历的那场战争，也是我经历的那场战争，称为“西方文明第二次未遂自杀”。他在平时言谈中也这么说。有一次当着我的面还加了这么一句话，“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努力，努力，请继续努力。”
掩体铁门上方的街面上，苏联的坦克和步兵只有几百码之遥。“希特勒这个人类中最最讨厌的家伙被困在底下，”特劳特写道，“已经是六神无主。与他一起被困在掩体里的还有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和几个亲密朋友，包括他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以及戈培尔的妻子和孩子。”
由于已经不存在任何值得作出决断的事可做，希特勒向爱娃求婚。她居然答应了！
故事讲到这儿，特劳特用反问句问了一句，让这句插入语单独自成一段：“见什么鬼了？”
在婚礼仪式当中，每个人都忘却了自己的处境。但是，当新郎吻了新娘之后，婚礼冷场了。“戈培尔一只脚畸形。”
特劳特写道，“但是戈培尔从来就有一只畸形脚。这不是问题所在。”
戈培尔想起了他的孩子们带着一种叫宾戈的游戏纸牌。这是四个月以前布尔奇战役中从美国兵手里缴获来的，完好无损。我本人也是在那场战斗中被完好无损地缴获的。为了节约资源，德国已经不再自己生产宾戈游戏牌。
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掩体里的成年人在希特勒兴起以及现在走向灭亡时期一直忙得不可开交，因此只有戈培尔家的两个孩子知道这牌怎么玩法。他们的邻居家有一副战前的宾戈牌，他们是从那儿学会的。
故事中出现了一个奇异的场面：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解释着如何玩宾戈，成了包括偏执狂希特勒在内的纳粹帝国王朝的中心。
多亏了达德雷·普林斯，我们现在才会有《掩体里的宾戈游艺会》以及其他四篇特劳特在时震之前扔在文学艺术院门前的小说。在头一遍，也就是那个十年尚不是复制品的时候，普林斯一直相信那个捡破烂的女人把垃圾篓当做信箱，知道他会透过钢板大门的猫眼观看她那疯子的舞蹈。
这一点莫妮卡·佩帕根本不信。
每当普林斯拿到一篇小说，他就苦思冥想，希望发现密藏在其中的天旨神谕。不管是不是重播，下班以后，他是个孤独的非洲裔美国人。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二十章
二○○一年夏天在离宫，达德雷·普林斯将一卷故事稿子交到了特劳特的手中。特劳特本以为，卫生部早已将他的手稿或者焚烧，或者掩埋，或者倾倒到了远离岸边的海中，除了他本人以外，不再会有人阅读。根据他自己对我说的话，当时他裸体盘膝坐在欧内斯特·海明威套间的大床上，满心不悦地翻阅着那一捆邋遢的稿纸。那天天气炎热，他刚从“极可意”浴缸①中出来。
但那时他的目光停落在小说的一个场景上：两个小反犹太分子正在教穿着戏装般军服的纳粹高级将领如何玩宾戈。特劳特从来都认为，作为作家自己一文不值，但此时他对自己写下的精彩片断惊叹不已。他称赞这段描写是《圣经》中《以赛亚书》的回响：“狼将和羔羊同居一穴，豹和幼羚并卧歇息。幼狮和仔畜相处为伴。一个小孩带领它们。”
“仔畜”指的是育肥待宰的幼畜。
“我读了那一段，”特劳特对我和莫妮卡说，“然后我问自己，‘这东西我是怎么弄出来的？’”
我不是第一次听到一个人在干成了一件出色的工作后提出这样的讨人喜欢的问题。早在时震发生很久以前，我在科德角的巴恩斯特布尔村有一幢老式的大房子，在那里我和我的第一个妻子简·玛丽·冯内古特——她的娘家姓是考克斯——一起养育着四个男孩和两个女孩。我从事写作的耳房已摇摇欲塌。
我把耳房全部推倒拆走，雇用与我同龄的朋友泰德·阿德勒按照老耳房的模样再重造一间。泰德是个技术不错的打杂工。他一个人建起了墙基。搅拌水泥车来浇水泥时也是由他监工。他亲自把水泥板安放在墙基上面。他造了整个耳房的构架后，铺上屋顶盖板，钉上披迭板，盖上木瓦，排设电线。他安上门窗，又在内壁将石膏灰胶纸夹板固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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