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石膏灰胶纸夹板是最后一道工序。室内外的油漆由我自己来刷。我告诉泰德我至少想参与一点，不然他连涂漆的事也一起做掉了。他完成了所有工作，把我不想要来做引火柴的余料碎片扔刊垃圾堆里后，叫我同他一起站在外面，从三十码之外欣赏我的新耳房。
接着他问了这个问题：“这东西我是怎么弄出来的？”
直到一九九六年的夏天，这句问话一直是我最爱引用的三句话之一。三句话中的两句都是提问，而不是任何类型的善意规劝。第二句是耶稣基督的话：“他们视我为何人？”
第三句来自我那个当小儿科医生、爱水彩画、吹萨克斯管的儿子马克。我在另一本书中已经引过这句话：“不管是什么，我们都要互相配合，一起克服。”
有人会提出异议：“亲爱的冯内古特医生，我们不可能全去当小儿科医生。”
《掩体里的宾戈游艺会》中，纳粹分子在玩牌，由那个也许是历史上效率最高的宣传部长高声喊出玩牌人配出的胜方和负方。这些深藏在地下的战争罪犯，在纸牌游戏中得到了解脱，就好像那些温顺的老女佣至今一直能在教堂聚会中缓解痛苦一样。
好几个战犯都佩戴着铁十字勋章，这种勋章德国只授予在战场上表现出极度勇敢精神的人。这样的勇士足以归入精神变态者之列。希特勒佩着一枚。是他在西方文明第一次未遂自杀企图中当下士时得来的。
在第二次笨拙的自杀行为中，我是个陆军一等兵。像欧内斯特·海明威一样，我从来没向任何人开过枪。也许希特勒也从来没玩过这个大把戏。他不是因为杀了很多人而获得国家的最高表彰。他是作为一名异常勇敢的通讯兵而获得勋章的。在战场上，并不是每个人只管杀人，不管其他。我本人是个情报侦察兵，到我方尚未占领的区域，侦探敌情。如果遇到敌人，我不是去同他们作战，而是要潜藏隐蔽起来，保存自己，以便向上级汇报敌人在何方，据我所观察他们在干些什么。
那是寒冬腊月，而我本人也被授予了等级倒数第二的勋章，因长了冻疮而得紫心奖章。
战争结束后我回到了家中。我的叔叔丹朝我背上猛击一掌，大声吼道：“你现在是个男子汉了！”
我差点儿平生第一次打死了德国人。
让我们回到特劳特那篇以真人真事为素材写的虚构小说：就好像真有上帝的安排，元首突然间大呼一声：“宾戈，成了！”阿道夫·希特勒赢了！他说，真是难以置信。当然，他讲的是德语。“我无法相信。我从来没有玩过这种牌，但是我赢了，我赢了！这不是奇迹是什么？”他是个罗马天主教徒。
他从桌边的椅子上站起来，两眼仍然望着面前的那一手赢牌，按特劳特的说法就是，“就好像那是都灵裹尸布的碎片”①。那个混蛋问道：“这难道不说明事情并非我们想像的那样糟糕吗？”
爱娃·布劳恩吞下了氰化物药丸，搅了别人的兴致。这药丸是戈培尔夫人送给她的新婚礼物。戈培尔夫人除了家用以外，还有多余。特劳特是如此描写爱娃·布劳恩的：“她惟一的罪行是答应让一个恶魔在她的产道里射精。这种事情发生在最好的女人身上。”
共产党的一枚二百四十毫米榴弹炮炮弹在掩体的上方爆炸。房顶上的墙粉碎屑受震动后雨点般地落下，洒在掩体中被震得耳朵发聋的人的头上。希特勒本人说了一句笑话，证明他仍不失幽默感。“下雪了。”他说。这也是以带诗意的方式在说，时间到了，该自杀了，除非他愿意在一个怪人旅行演出队当一名锁在铁笼里的超级明星，与长胡子的女人和做低级滑稽表演的小丑一起展出。
他把手枪对准了脑袋。每个人都说：“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①他说开枪自杀是一个不失尊严的举动，并说服了每个人。他最后的告别词应该是什么？他说，“说‘我一生无悔’好不好？”
戈培尔回答说，这句话本来应该非常合适，但是巴黎卡芭莱歌舞表演女明星伊迪丝·比亚夫用法语把这句话唱了几十年，已经烂熟于世。“她的绰号——”戈培尔说，“叫‘小麻雀’。你不想让人记住你是小麻雀吧——除非我猜测有误。”
希特勒仍然未失幽默感。他说：“喊一声‘宾戈’好不好？”
但他已十分疲倦。他把抢再次对准自己的脑袋。他说：“反正我本来就没让人把我生出来。”
手枪发出“砰”的一声。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二十一章
我是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名誉主席，该协会总部设在纽约的安赫斯特，我从未去过。我是接替已故的作家、生化学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博士①担任这个没有实际功能的职务的。我们有一个组织，有些无聊的事务，目的是为了让人知道我们人数众多。我们希望作为人文主义者活着，但不必多谈多想，就如我们在呼吸，但不必去谈它想它一样。
人文主义者要求自己体面、正直地做人，但并不考虑来世的报答或惩罚。对于我们，宇宙的创造者仍然是不可知的。我们尽自己的努力为我们所能理解的最高抽象概念服务，这个抽象概念就是我们的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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