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操纵
老探长理查德·奎因的性格有平常被掩盖起来的另一面因素，那完全和平日活跃的、讲求实际的办案作风相反——那就是他常常找寻出一些平常的犯罪学题目，滔滔不绝地谈些老学究式的训示、感受。他这些专业论点通常发表在他坐在客厅的壁炉前阅读书报的时候，听众则是他的儿子兼探案搭档埃勒里·奎因。他发表议论的现场不会有其他人，除了他家负责打杂的吉卜赛男孩迪居那偶尔幽灵般地掠过，为这一老一少送上他们所需要的物品。
“案发后最初的五分钟至关重要，”老探长一脸严肃，“记住”，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把握住这头五分钟可以让你省却一堆麻烦。”
埃勒里从童年开始就如此这般地被灌输了一大堆侦探观念。这时，他望着炉火，抽着烟斗，心里盘算着，不禁怀疑一个侦探在一生的破案中能有几次可以在罪行发生后的前三百秒内幸运地赶到案发现场。
他总会把疑问讲出来，老头儿也总是要悲哀地点点头同意——是啊！运气总不会是经常跟随你的，在办案人员到达犯罪现场时，大都已是无迹可寻了。然后呢，你只好因命运无情的怠慢而尽全力去挽回局面了。迪居那，拿我的鼻烟来！……
埃勒里既不是个宿命论者，也不是个决定论者，更不是个实用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他唯一和“主义”、“学说”拉得上关系的是他坚信人类智慧的无上潜能与价值，正如思想史上那些伟大的名字和成果所显示的。在这儿他和老探长的基本职业主义论南辕北辙，他看不起警察利用线民寻找犯罪线索的惯例，认为这有损原创性思考的尊严；他也轻视警方受限于古板的程序规定的办案方式——任何充斥着规矩的机构必有的各种限制。
“我赞成康德，至少在这一点上。”他总爱这么说，“纯粹理性是人类杂烩中最美好的东西。因为一个心智想得到的，另一个心智也必定能看得穿。”
这就是他的人生观的最简略的说法。但在调查阿比嘉·道伦谋杀案时，他几乎要放弃他这个信念了，这大概是在他永不妥协的智慧生涯中，怀疑论首次强烈地袭扰他。这倒不是因为他怀疑自己的人生观，在前几个案子里，他的人生观之正确，得到了一次又一次应验。而是因为他在怀疑自己是否拥有窥透另一颗心所需的智慧。尽管他每每因此而自负——“我的头脑和笛卡儿及费希特不相上下。”他总是这么说。但是，这一次在围绕着道伦案件的最扑朔迷离的谜团中，他忽视了运气的重要性——那个闯入自我意志领域的最大的捣蛋家伙。
1922年1月的一个星期一，天气晴朗。这是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埃勒里·奎因漫步在纽约东60街那杳无人迹的漫漫长路上，思索着手中正在办理的一件疑案。他紧裹一件厚实的黑色大衣，朝下一个路口那一组不能说是十分高大的建筑群走去。他把头上的礼帽压得低低的，遮住了额角，挡住了夹鼻眼镜闪烁的泛泛冷光，手杖敲得冰冻的路面咯咯作响。
奎因绞尽了脑汁，试图解开案中那个不寻常的疑团：从死亡的一刹那到尸体僵硬这段时间究竟发生过什么情况？
他的眼神显得那样安详，但那因风吹日晒显得黝黑的面颊上的皮肤却看上去是紧绷绷的，手杖在水泥路面上有力地敲击着，笃笃作响——这一切都暴露出他内心的紧张。
他快步穿过街道，迅速朝一座厚重的建筑物的大门走去。耸立在他眼前的是一条宽广盘旋的红色花岗岩石级，从人行道的两端分别升起，交会在上方的大理石平台上。
醒目的双扇正门装饰着巨大的铁门，一方石头上面，镌刻着几个大字：
荷兰纪念医院
埃勒里·奎因沿石阶快步而上，微微有些气喘，他把那沉重的大门拉开了一扇。
一进门，是高大肃静的前厅，地上是白色的大理石地板，四壁镀着一层乌光珐琅。左手边，映入眼帘的是一扇开敞着的门，白色的门牌上写着“值班室”，而右手边的一扇门的上方则标示着“候诊室”，迎面，也就是大厅的后方，透过正在晃动的弹簧玻璃旋转门可以望见主电梯间那雕饰精美的栅栏。
电梯间门前，坐着一个中年男子，身着白色制服，显得干净、利落、醒目。
正当埃勒里四下观察之际，从值班室里走出一个身材高挑的男子，红红的脸膛，壮硕的胸肌，方方的下额，头上是一顶黑色的鸭舌帽。
“会见时间是下午两点到三点，”他声音嘶哑地说，“先生，不到规定时间，禁止进入本院。”——真是毫不客气。
“有这么严啊！”埃勒里把插在大衣兜里的手又往深处插了插，“我有要紧事，必须立刻见明钦医生！”
门卫用手摸摸下巴：“明钦医生？您和他事先有约吗？”
“您尽管放心，他一定会见我的。请您动作快一些，”埃勒里摸摸口袋，掏出一枚银币，“请费神找一找他，我有急事非常需要他的帮助。”
“这儿禁止收小费，先生！”门卫略表遗憾地说，“我马上去通知医生。请教您尊姓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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