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续读下去。《观察家》杂志社一位名叫安热莉克·吉巴尔的记者，似乎看到过警方的调查报告。她的文章主要写了西恩·洛朗兹那幅画的损毁，但也同时提到了奥蕾莉亚庄园的其他几宗入室盗窃案。据她所说，当行凶者离开时，弗朗西斯可能还活着。在文末，她还提到了奥马尔·拉达德事件的类似情节，声称比安卡尔蒂尼曾一度蹭到窗边，试图用鲜血在窗玻璃上写字，似乎他认识行凶者。
这段叙述让我的血液瞬间凝固。我一直都很喜欢弗朗西斯，在他帮我处理克雷芒被杀事件之前也是如此。他对我很好。一想到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遭受的痛苦，我就一阵心惊胆寒。
我从这堆文件里抬起头来。
“劫匪们从弗朗西斯那儿都拿了什么？”
“只有一样东西，他收藏的手表。不过，据保险公司估值，总价至少有三十万欧元。”
我还记得，弗朗西斯热衷于收藏手表，尤其对瑞士品牌百达翡丽情有独钟。他收藏了十几种款式，把它们视若珍宝。我十几岁时，他常常高兴地把手表拿给我看，还给我讲相关的历史，用他的热情感染着我。我还记得他收藏的Calatrava系列、超级复杂功能系列，还有杰罗·尊达设计的Nautilus系列。
从今天上午起，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你爸爸是什么时候搬去奥蕾莉亚庄园的？我之前以为他一直住在这儿。就是旁边的房子。”
马克西姆的表情有些尴尬。
“我妈妈去世前，他有时住在这边，有时住在那边。奥蕾莉亚庄园算是他的一个地产项目，他投了钱。作为开发商，他给自己留了一座漂亮的别墅。说实话，我始终都懒得去那个地方，甚至在我爸离世后，我都是让保安打理房子的。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爸胡搞的地方，他在那儿和情妇约会、叫应召女。有段时间，我甚至还听说他组织过性爱派对。”
弗朗西斯一直都有色鬼的名声。我记得他还大讲特讲过自己的猎艳经历，只不过我没怎么记住那些女人的名字。即便他行为出格，我还是很喜欢他。这种喜欢有些情不自禁，因为对我来说，他仿佛是个囚徒，被复杂、扭曲的人格所困的囚徒。他的法西斯式谩骂、大男子主义和反女权主义言论由于过于极端而显得不够真实，而且似乎和他的实际行为并不相符。他的大部分工人都是马格里布人，跟他关系很好。他是个作风老派的老板，当然，有些家长式的专制，但绝对是让手下靠得住的人。至于对待女性，母亲曾有一天对我说，他公司的所有要职都是女性员工担任的。
我的脑海里掠过一段记忆，随后是更为遥远的另一段。
那是在二〇〇七年的香港。我三十三岁。我的第三本小说刚刚出版。经纪人给我在亚洲安排了几场签售，地点分别是河内的法国文化中心、首尔的顶级高校梨花女子大学，还有台北的信鸽书店和香港的欧陆法文图书公司。在文华东方酒店二十六层的酒吧里，我和一名记者相向而坐，窗外是一望无际的香港天际线。我久久凝视着一个男人，他就坐在离我们十几米远的地方。那是弗朗西斯，但我当时并没有认出他来。他正在读《华尔街日报》，身上的西装剪裁完美，说着一口足够流利的英语，毫不费力地和服务生聊着日本威士忌和苏格兰调和威士忌的区别。过了一会儿，专栏记者发现我已走神许久，面露愠色。我赶紧回过神来，绞尽脑汁，用一个还算巧妙的回答回应了她的提问。而当我再次抬起头时，那人已离开了酒吧。
一九九〇年春天，我还没满十六岁。父母、哥哥和姐姐都去西班牙度假了，我独自在家复习语文。我喜欢这种独处的清静。从早到晚，我都沉浸在教学大纲罗列的书单里。每读完一本书，我就马上想要读下一本；那就好比一次次发现之旅，邀你深入探究字里行间的音乐性和画面感，反思其中蕴含的现代意义。一天，快到正午时，我出去取信，发现邮递员把弗朗西斯的一封信投进了我家的信箱。我决定马上把信给他送过去。由于我们两家房子间没有隔断，我直接从比安卡尔蒂尼家的后院走进去，穿过了草坪。有一扇落地窗是开着的。我没吱声就进了客厅，打算把信封放在桌上就走。突然，我发现了坐在扶手椅里的弗朗西斯。他没有听到我进来的声音，因为迷你收音机里正播放着舒伯特的即兴曲。这本身就很奇怪，要知道，在这座房子里，能被提到的音乐人往往只有米歇尔·萨尔杜[2]和约翰尼·阿利代[3]。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弗朗西斯正在读书，而且不是随便一本什么书。我虽然没有走近，却能看到映在窗玻璃上的封面：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我目瞪口呆。弗朗西斯一直大肆声称自己这辈子从未读过一本书。他四处宣扬对知识分子的鄙夷，说他们生活在泡沫里，而自己却从十四岁起就在工地上累死累活。我踮着脚尖走了出去，满脑子都是疑问。我曾见过无数个想把自己伪装成聪明人的傻瓜，却头一回看到一个想把自己塑造成傻瓜的聪明人。
“爸爸，爸爸！”
叫喊声打断了我的回忆。草坪的另一头，埃玛和路易丝正向我们跑来，我母亲就在她们身后。我下意识地合上文件，以及文件里蕴藏的恐怖。当两个小姑娘跳进她们爸爸怀里时，母亲对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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