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确切地说，此时的我，很焦虑，却又异常兴奋。其实，我心生希望，即便目前我还不敢承认。在今天下午的几小时里，我真真切切地感知到，雯卡没有死，我就快找到她了。如果真能如此，我的生活会一下子找到意义，变得不再沉重；如果真能如此，我心中的负罪感将永远消散。
在那几小时里，我认为自己就要赌赢了——我不仅即将发现雯卡·罗克维尔事件的真相，还将幸福、活力满满地走出这场探寻。是的，我真的以为，我将带着雯卡冲出神秘牢笼的禁锢，而她，也将把我从忧伤和逝去的青春中解救出来。
一开始，我马不停蹄地寻觅着雯卡；后来，年复一年，我开始等待，等待她来找我。然而，我从未放弃过，因为我有一张别人不知道的底牌。那是另一段回忆。并非什么确凿的证据，而是内心深处的一种笃定。这种笃定，如若出现在陪审团中，可以毁掉一个生命，或者给予它绽放的希望。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二〇一〇年，在圣诞节和元旦之间，纽约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暴雪，城市陷入了瘫痪状态。机场关闭，航班取消，曼哈顿被冰雪覆盖了整整三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暴雪终结，阳光灿烂，照耀全城。接近正午时分，我走出公寓，去华盛顿广场附近遛弯。公园门口的小径是象棋棋友聚集的地方。我心血来潮，打算和谢尔盖下一盘棋。谢尔盖是个俄罗斯老头，我们碰见过几次。在二十美元一局的棋局里，他总是在最后关头赢了我。我在一张石桌前坐下，决定一雪前耻。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有步好棋可走——用我的马吃掉对方的象。当我从棋盘上拿起棋子时，视线也随之抬起。陡然间，我的心脏一阵剧痛。
雯卡就在那儿，在小径的尽头，在离我十五米远的地方。
她坐在一张长椅上，埋头读着一本书，双腿交叉，手里拿着一个纸杯。光彩照人。比高中时代更阳光、更甜美。她身穿浅色牛仔裤，芥末色麂皮外套，围着一条大围巾。虽戴了一顶毛线帽，我却可以感知到，她的头发比原来短了，也没了红棕色的光。我揉了揉眼睛。她手里拿的书，是我的。就在我想要开口叫她时，她抬起了头。那一瞬，我们的目光交汇在一起……
“喂，你他妈的到底还下不下棋啊！”谢尔盖质问我说。
几秒钟的工夫，我就看不到雯卡了，那会儿公园里正好来了一群中国人。我站起身，穿过人群，跑过去找她，可当我跑到长椅旁时，雯卡已经不见了。
这段回忆究竟是否可信？我看到的不过是瞬间的一幕，这一点我承认。由于害怕那画面越来越模糊，我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重温它，直到将它定格成永远。它能让我的内心获得平静，我再也离不开它了，即便我知道它是那般脆弱。所有的回忆都有虚构和重建的成分，而这段记忆却因为太美而显得那么不真实。
一年年过去，我开始怀疑那画面的真实性。也许，是我在胡思乱想吧。然而，如今，这段回忆却重新具有了特别的意义。我再次想到了《尼斯早报》前主编克劳德·安热万对我说的那段话：“所有人都没查到点子上。说白了，我甚至认为大家都搞错了调查方向。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抓住重点……”
安热万说得没错。然而，事情正在发生变化。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也许我正在被人追杀，但这并不令我恐惧。因为，是那个杀手让我再次靠近了雯卡。是他，给了我机会……
然而，独自一人，我是无法战胜他的。为了破解雯卡·罗克维尔的失踪之谜，我需要重新回到记忆里，探访曾经的我，那个与众不同的高中男生。那个男孩，积极勇敢，心灵纯粹，还有着些许优雅。我知道，我不可能让他复活，但他从未真正消失。即便是在生命中最灰暗的时刻，他仍然留存在我的身体里。一个微笑、一句话语、一抹灵光，时而闪现而出，提醒我不要忘却曾经的自己。
现在，我确信，只有他能够揭开真相。因为，在找寻雯卡的路上，我尤其需要拷问的人，正是我自己。
第11章 在她的微笑背后
摄影中不存在不确定，所以每张照片都是确定的，却没有任何一张照片是真实的。
——理查德·阿维顿，美国摄影家
伊夫·达拉纳格拉住在比奥高地的一座大别墅里。造访前，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号码是克劳德·安热万给我的。我运气不错。首先，他六个月以来一直住在洛杉矶，最近刚刚回到蔚蓝海岸；其次，他完全知道我是谁。他的两个女儿、我的高中校友弗洛朗丝和奥利维娅——我对她们的记忆虽然模糊，但绝对真实——读过我的小说，还很欣赏我。于是，他主动邀请我去见他，就在他位于维涅阿斯路的别墅兼工作室里。
“你会大吃一惊的”，安热万这样提醒过我。通过查阅达拉纳格拉的个人网站、他的维基百科页面还有网上关于他的文章，我了解到他已经是摄影界的知名人士了。他的个人经历非常奇特。四十五岁前，达拉纳格拉都在家里扮演着慈父的角色。他曾是尼斯一家中小型企业的监察员，二十年来只和卡特琳一个女人结过婚，有两个孩子。一九九五年，母亲的去世让他顿悟，自此开启了全新的人生。达拉纳格拉离了婚，辞了职，前往纽约放飞自我，投身到了自己最爱的行业——摄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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