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的话，那你应该知道谁是这次施工的出资人。我想，相关的信息应该会通报给理事会的成员，并且通过投票了吧。”
她饶有兴致地看着我说：
“第一批资金是贷款来的。这部分理事会投票通过了。”
“其余部分呢？”
她合上皮包，耸了耸肩。
“其余部分会在适当的时间投票表决，但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校方打算从哪儿搞到这笔钱。”
这个回合我胜了。突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毫不相关的问题：
“你还记得让-克里斯托夫·格拉夫吗？”
“当然。他是个好老师，”她肯定地说，“有些脆弱，但是个好人。”有时，泽莉还是能说出几句靠谱话的。
“你知道他为什么自杀吗？”
她向我发难道：
“关于人为什么自杀，哪儿有什么唯一的、合理的解释？”
“在自杀前，让-克里斯托夫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告诉我说他爱上了一个女人，但对方并不爱他。”
“爱一个人而不被对方爱，这是很多人的遭遇。”
“严肃点，行吗？”
“可我明明很严肃啊。”
“你当时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让-克里斯托夫和我说过。”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的心灵导师格拉夫，我认识的最细腻、最慷慨的人，竟然会欣赏泽莉·布克曼。
“那个女人你认识吗？”
“认识。”
“是谁？”
“你烦死我了。”
“今天已经是第二次有人这么说我了。”
“我觉得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那个女人是谁？”
“如果让-克里斯托夫没有跟你讲，那我也不能告诉你。”她叹气道。
她说得没错。这件事让我很难过，可我理解个中缘由。
“他之所以没跟我说，是出于腼腆。”
“那你就该尊重这份腼腆。”
“我跟你说三个名字，你回答我是对是错，可以吗？”
“我才不跟你玩这个。别去破坏逝者留给我们的记忆。”
然而，我太了解泽莉了，她一定忍不住不玩这个肮脏的游戏。因为在那几秒钟里，她会拥有对我的控制权。
果然如此。就在她穿上拉绒外套时，她改了主意：
“如果你只能说一个名字，你会从谁开始？”
第一个猜想脱口而出：
“不会是我妈吧？”
“不是！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冒出这种想法的。”
她走下舞台的台阶。
“是你吗？”
她冷笑道：
“我倒希望是，不过不是。”
她穿过阶梯教室，一直走到了门口。
“你离开的时候把门带上，好吗？”她站在远处对我说。
我在她的脸上看见了一丝诡异的微笑。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是雯卡？”
“猜错了。拜拜，托马斯！”她大叫着离开了教室。
我独自站在舞台上，面对着台下的幽灵观众。黑板旁的门没锁。我模糊地记得，里面那个房间被大家戏称为“圣器室”。我推开门，看到里面没有任何变化。屋顶偏低，但是空间够大，用途多样：后台排练、存放演出服和道具、储藏俱乐部的老资料。
房间的最里面是几个金属架，上面摆放着一些文件和纸箱。每个纸箱都对应着一个学年。我逆着时间向前找，一直找到了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学年。纸箱里有宣传单、海报，还有一个鼹鼠皮（Moleskine）风格的大笔记本，里面记录着各场演出的售票数量、订单详情、阶梯教室的维护，以及道具器材的管理等内容。
所有的资料都整齐地做了标注，但上面不是我母亲细长、紧凑的字迹，而是泽莉·布克曼那宽大得多、圆润得多的笔迹。我拿起笔记本，走到房里唯一的一扇窗前，仔细阅读道具清单。读第一遍时，我什么都没发现，然而，读第二遍时，我却注意到了如下内容——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也就是春季盘点时，泽莉记录道：一顶棕红色假发遗失。
我又要剑走偏锋了——这句话其实说明不了什么，道具的消耗、损毁非常频繁，一件演出服或道具消失不见，肯定不是多大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这个发现让我离真相更近了一步。然而，那真相既苦涩又灰暗，我似乎又在步步退却，与它渐行渐远。
我关上门，离开阶梯教室，回到了图书馆。我把自己的东西收进包里，走到门口的借阅区。
轻佻的眼神、略显夸张的笑容，还有故意甩到后面的长发——在我前方十米远的地方，波利娜·德拉图尔正对着两名预科班学生卖弄风姿。那两个金发男生高大魁梧，看他们的着装、言谈还有大汗淋漓的模样，应该是刚刚痛快地打了一场网球。
“谢谢您的帮助。”我一边说，一边把《南方信使》报还给她。
“很高兴能帮到您，托马斯。”
“我能把年鉴留下吗？”
“行，我和泽莉说声，但您想着回头还我。”
“还有最后一件事。报纸缺了一期，一九九二年十月那期。”
“嗯，我发现了。那期不知道哪儿去了。我那会儿找来着，想着是不是掉到书架后面了，可是没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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