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得见到她，是很重要的事。您有她的电话吗？”
索菲娅犹豫了片刻，随后露出了一个歉意的微笑：
“我没有权利把她的电话给您，真的。但如果我是您的话，会去一趟比奥村……”
“为什么？”
“星期六晚上，她经常和塞内卡博士在拱廊广场吃饭。”
“蒂埃里·塞内卡？那个生物学家？”
“是的。”
我记得他：圣埃克苏佩里理科毕业班的学生，比我们大一届或两届。他在比奥村3000商务区开了一家医疗分析室，就在村脚下。我父母抽血和体检都是在那儿。
“所以，塞内卡是范妮的男朋友？”我问道。
“可以这么说吧。”她表示认可，但表情有些尴尬，可能是觉得自己话太多了。
“好的。谢谢您。”
就在我已经走到走廊尽头时，远处的索菲娅善意地问我：
“您的下一部小说什么时候出版呀？”
我假装没听见，冲进了电梯。一般来说，我很喜欢听到这个问题，因为那就好比读者在对我会意地眨眼睛。然而，就在电梯门关上的瞬间，我意识到，再也不会有下一部小说了。星期一，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尸体就会被发现，我会被判入狱十五到二十年。我即将失去的不仅仅是自由，还有那唯一一件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的东西。为了赶走这些令人窒息的想法，我机械地翻看着手机。有父亲打来的一个未接电话（他从不给我打电话），还有波利娜·德拉图尔发来的一条短信（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弄到我的手机号的）：“对不起，刚才很抱歉。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我有时会犯傻。PS：您早晚有一天会写一本关于雯卡的书，我已经想好了书名——《玫瑰的遭遇》。”
我重新回到车里，不过这回是打算去比奥村。一路上，我很难集中注意力，脑子里全是校报上的那张照片。头戴红棕色假发的范妮（她当年一直是金发）像极了雯卡，那种相像令人心惊。她们的相似之处不只是头发的颜色，还有身材、表情、举手投足。我想到了母亲常让戏剧俱乐部的学生做的即兴表演。那是一种生动的情景表演练习，年轻人非常喜欢。做练习的学生需要连续扮演好几个人物，被模仿的对象皆是在大街上、公交站前、博物馆里偶遇的人。他们把这个练习叫作变色龙游戏，范妮做起这个练习来简直是出类拔萃。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推测：也许，范妮和雯卡调换了位置？也许，那个星期日早上，乘火车去巴黎的人是范妮？这听起来有些荒诞离奇，却也并非不可能。当年，各方调查搜集来的所有证词我一直都记得。学校保安、路政局的人、开往巴黎的高铁上的乘客，还有酒店的夜班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怎么说的？他们说自己看见了“一个年轻的棕红发女子”“一个漂亮的红发姑娘”“一个目光清亮、发色红棕的女孩”。这些描述非常模糊，完全可以和我的推测吻合。我追寻多年的线索，看来终于要找到了！雯卡可能还活着。一路上，我在脑海里反复脑补着这一剧情，好让自己相信它是真的：出于某种不为我所知的原因，范妮为雯卡的逃离打掩护。所有人都在巴黎寻找雯卡，然而，她可能从没登上过那辆通往巴黎的列车。
伴着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我来到了比奥村村口。公共停车场已经没有车位了。好多辆汽车打着双闪、排成两排，等待有车离开。我开着车，绕了村子两圈都没有找到车位，干脆放弃了在村里停车，沿着巴谢特路向贡布山谷驶去。我又向下行驶了八百米，终于在网球场前找到了一个车位。我赶紧停好车，开始全速爬坡往回走：这十几度的坡搞得人腿脚酸疼，气喘吁吁。就在快要到达坡顶时，我又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托马斯，我很担心。你妈妈一直没回来。这不对劲啊。她就是出去买点东西嘛。”
“你给她打电话了吧？”
“打了，可她手机忘在家里了。我该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爸爸。你觉得真有什么好担心的吗？”
父亲的反应让我很讶异，因为母亲经常四处出差游走。二〇〇一年前后，她供职于一个帮助非洲女孩就学的无政府组织，经常离家，父亲似乎从未对此介怀过。
“是的，”里夏尔答道，“今天家里有客人要来，她不能就这么把我晾在这儿啊！”
我真不敢相信他的话。他之所以抱怨，是因为妻子不在就没人做家务了！
“你如果真那么担心，就给周围的医院打电话问问吧。”
“好的。”他咕哝道。
挂断电话，我终于走到了步行区的入口。这座村庄比我记忆中的模样还要美。中世纪时，这里曾被圣殿骑士占领，虽然至今仍保留着些许当时的古迹，但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来自意大利北部的人建造的。此时，房屋的赭石和青铜色光辉温暖着铺石小路，让游人仿佛置身于萨沃纳或热那亚小城中。
主街两旁陈列着各式普罗旺斯产品（香皂、香水、橄榄木工艺品）的商铺，也有许多艺术工坊，展示着当地玻璃彩绘艺人、画家和雕塑家的作品。在一家葡萄酒酒吧的露台前，一个姑娘正抱着吉他，愉快地哼唱着小红莓乐队的保留曲目，虽然唱得不太好，但周围的人们还是伸出双手打着节拍，让夜晚在美好的氛围中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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