缄默的恩人，会不会只是比留间一人分饰两角？他不发一语地救了我，将我带进了稻田富子的家里，接着从门的内侧将门拉开，并发出宛如刚刚从外头奔进来的声音——这会不会才是真相？回想起来，当初恩人将我拉起时，是用左手握住我的右腕，这是否意味着他不想被我发现他的右手缺了两根指头？原本对我而言就虚无缥缈的“缄默的恩人”，自从我有了这样的怀疑后，更有如在黑暗中完全溶解、消失无踪。
问题是比留间为何要做这种事？故意把自己设计得像杀人未遂一样，对他来说，理应没有任何好处。难道他有什么非得这么做不可的理由，只是我无法想象？
“缄默的恩人”真的是实际存在的人物吗？稻田富子的言辞之间完全没有提及他，这是否意味着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但此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去加以确认，恐怕不是明智之举。倘若比留间真的基于某种迫切需要而一人分饰两角，我却大胆地揭穿他的诡计，恐怕会有性命之忧。
“——稻田女士，听说我哥哥曾遭火炉的火焰烫伤，右手腕留下了烫伤的痕迹，是真的吗？”我朝老妇人的方向问。
老妇人有半晌没有回应，似乎是陷入了沉思，正从内心深处翻找这段记忆。我耳中只听见暴风雪吹得门扉喀喀作响，仿佛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种恫吓。
“当年在田里帮忙时，你哥哥总是挽起袖子，但我从来没看到烫伤痕迹。”老妇人说。
大久保的记忆与稻田的记忆——到底我该相信哪一边？
“事实上——大概三年前，你哥哥曾来拜访过我一次。”
“真的吗？为了什么事情？”
“他跟我说，他想控告日本政府。”
“原来是为了诉讼，哥哥这个行为对我造成很大的困扰。为了筹措打官司的费用，他一天到晚跟我讨钱，事情都过了这么多年，我实在不明白他还吵这些干什么。因此，我怀疑他是假遗孤，只是想找借口向政府索求金钱。”
“请不要用这样的想法来评断你哥哥，你知道遗孤们的联署行动吗？”
“不清楚。”
老妇人接着向我解释，遗孤们为了保障自己的老年生活，曾向国会递交了一份由十万人联署的陈情书，要求政府分发给遗孤们一笔特别给付金。这个案子要通过，必须得到全场国会议员的同意。然而现况是，有些年轻的国会议员连遗孤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搞不清楚，最后这个案子没有在自民党内通过，遭到废弃。
遗孤们为了再次递交陈情书，重新发起了联署行动，但他们有将近七成都是过着依靠清寒补助金的生活，根本筹不出经费参加这个活动。
“听说你哥哥为了替愿意协助联署的人出交通费，搬出了原本的出租屋，改租便宜的公寓房间，存款也花了个精光。这全是为了替遗孤们争取一个未来的保障。他若是一个贪婪的假遗孤，有可能做这种事吗？”
原来竟有这样的事情。任性又自私的“哥哥”，竟然会为了其他遗孤而散尽家财——我仿佛看见了“哥哥”的另一张面孔。
“——这第二份陈情书，后来怎么样了？”
“还是一样，被自民党否决了。那些国会议员所持的理由是，倘若分发特别给付金给遗华日侨，那么其他受害者，如原子弹受害者、空袭受害者、被拘留于西伯利亚的日本人等等，都必须比照办理才行。遗孤们为了争取未来的保障，只好对政府提出控告。你听过‘两千人诉讼’吗？”
这字眼倒是经常听“哥哥”提起。简单来说，就是遗孤们认为国家没有尽到安排遗孤尽早归国并协助其自力更生的责任，因此提出国赔索求的一场诉讼。审理法院遍及全国十五个地方法院，原告多达两千两百人，所以被称为“两千人诉讼”。
原告的人数，占了归国遗孤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八，这种控告祖国的行为，需要相当大的勇气。遗孤们担心会给身份担保人添麻烦，清寒补助金被取消，甚至是被其他国民当成叛国贼，但最后还是决定挺身对抗政府。二〇〇二年十二月，约八百名遗孤及其家属发动游行，从国会议事堂走到政府机关汇聚的霞关附近，并递交了诉状。历经漫长的审判过程，大阪及东京地方法院判决原告败诉。法院的主张是日本政府确实没有尽到安排遗孤尽早归国并协助其自力更生的义务，但这并不符合《国家赔偿法》中违反义务的规定。
而另一方面，神户地方法院判决政府应负赔偿责任。政府提出了上诉，据说有很多遗孤没等到判决结果出炉就逝世了。最后政府与遗孤之间达成了协议，政府承诺提供各种援助，遗孤们也撤销了告诉。
“我哥哥在这个时候又打起官司，听说有不少遗孤反而感到很困扰。风波好不容易平息了，大家都不想多生事端。”我说。
“不，并不是所有遗孤都赞成与政府和解。”老妇人振振有词，“政府承诺给遗孤们的援助，只是满额的老龄基础年金，以及单身者每个月最高八万日元的给付金。但遗孤假如有工作收入或在支取厚生年金，其金额的七成还是会从给付金中扣除，这点跟之前一样。对于这样的援助内容，遗孤之间的评价有好有坏。最后大家决定撤销告诉，只是不希望在遗孤之间形成对立关系。”
“但在这个时候打官司，胜诉的机会可说是相当渺茫，我哥哥却还是一意孤行，这不是有些不太合情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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