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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西米亚楼_严歌苓【完结】(22)

我说:“我没学过这种舞!”

她说:“这舞不用学,高兴怎么跳就怎么跳。”

我又找个理由:“我太胖!”那时我正由舞蹈演员改行为写作,人在不可救药地长ròu。

陈冲马上安慰我:“我也不瘦!跳跳就会瘦!”

最终还是她一个人蹦踏到一脸汗。然后就说:“饿啦!”

我问她:“这儿有早餐剩下的点心,要不要吃?”

“要!”她马上说。

之后每次早餐,我爸爸就多要两个小笼包什么的,说:“说不定陈冲会来吃的。”

第二次见陈冲,她却谈起卡夫卡来。她问我对《变形记)的看法,我老实巴jiāo地说奇怪,我读不进去。

她叫我耐心些,读得专注些,就会读进去了。她一再说:“这本书太震撼了!”

我感到《变形记》的震撼却是在十年之后,当我用英文重读它时。这时我才悟到陈冲那么早熟的领悟力。

我们在美国的重逢是―九九〇年,在一个朋友办的聚会上。我奇怪她的“无长进”:仍是一派学生打扮,嘻嘻哈哈地跳着自编的舞蹈,跳累了便声称:“我得吃点儿什么!”她于是跑进厨房,用手抓起一个冷馄饨,塞进嘴里,吃得满足得不得了。

这个时间的陈冲,已是好莱坞片酬最高的亚裔演员。一个朋友轻声说:“你看她,像个大明星吗?一点架子也没有!”

陈冲的“没架子”是出了名的。一些美国记者在专访文章中也常提到这点。有位女记者说:“……进来了一位穿夹克、背大书包的女孩,我一看,这位著名的东方女明星怎么活脱是个逃学的孩子?”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她那出奇大的书包。那里面总是装着她正在读的书。她读书兴趣广泛,从文学到社会学,再到心理学,一切。当然她最爱的是文学,那是她能写一手好散文的缘由。她也写散文诗,非常敏感细腻的诗句。她最让我嫉妒的是她读书的速度,她可以一夜读完两百多页的一本书。有时她在早上九点来个电话:“昨晚又失眠了,不过我把XX读完了。”我想,这人读书像她吃饭一样又快又猛,毫不斯文,尽管诗和散文写得都十分斯文。有时跟我谈话时冒出的感受也是极诗意的。有次我跟她开玩笑说:“唉,陈冲,你知道你这人的组成结构吗?你是半肚子诗,半肚子食!”

她听后哈哈地笑起来,说:“可惜可惜,你写我的传记里没有这两句!”

说到我今年写讫的《陈冲前传》,使我对她的了解更深一层。幸运的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她碰巧在旧金山拍摄《金门》,我和她隔三差五地碰面,有时就在她的摄制现场闲聊。写到不明白之处,我会马上跑去找她,带个小录音机,来一番问答。她十分配合,总是有问必答。有时还会给自己下一番过分的结论,诸如,“我这人不雅致,从小就是个粗俗的孩子”。

我说:“胡说八道——假小子xing格怎么能叫粗俗!”

她说:“反正我不是个娴雅的女孩,现在也不是!”

我只得放弃争论。

《陈冲前传》写作的顺利跟陈冲的合作有很大关系。她的直率、坦诚,使我不用费任何气力去掏真话,我们的问答也从不必兜圈子。有时她把心底最秘密的话也告诉我,说:“人都有罪恶的一闪念嘛!”但我认为一闪念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本质;对于陈冲的本质,我自认为是看得很清楚的,那就是,对事业的执著,对朋友的诚恳,对文学、艺术的着迷,对好吃的东西的狂爱。

这次她从英国给我写的两封信中,提到的事都离不开她正读的书,她看过的一部好电影,以及她吃过的一些新奇东西。

回旧金山第二天,她便对我说:“有一部很棒的意大利电影,我们去看吧!”

我立刻说:“好啊!”她推荐的小说和电影很少使我失望。我们去了,电影果真棒得不得了。我出了电影院被打动得神魂颠倒,直抽冷气。她也还没出“戏”,因此找不到她停车的位置了。找到车,她胡乱开一阵才想起该去哪里。

一路上我们都在谈论这个电影。谈它的立意,导演手段,演员的表演……她又是那样:眼里闪着孩子式的认真,就像她十八岁时谈起卡夫卡。我想,我真的喜爱这个朋友。或许我著的这本《陈冲前传》中,倾注了我对她的喜爱,抑或是偏爱,因此它不尽然是客观的。但我不管。

家是千好万好的,尤其是节日前的家。谭恩美(AmyTan)在感恩节前夕匆匆结束了旅途,踏进这座在旧金山的冬日尤其显得温暖的家。自一九八七年《喜福会》出版之后,她总是颠沛在旅途上,按出版者和经纪者的要求为她的新作巡回介绍,与读者见面。这次还是如愿在感恩节同丈夫、母亲、弟弟,以及亲近的朋友们在自己的家团聚了。节前的时间仅够她对环境做最后的装点和准备食品、饮料。有十几位客人要来。这座维多利亚式的房子不久前完成了内部装饰:浅棕色或暗橙色的墙壁,似乎都是金色的色调。那色调让进入此地的人都感到了女主人在她每部作品中体现的热qíng与làng漫,和一层隐隐的躁动不安。

看着自己的母亲、丈夫和弟弟一家同坐在一张餐桌上,谭恩美的童年、少年和成年都在这里了。她是一个出生在奥克兰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孩子之一。同那些孩子一样,她也一度有过无所归属的痛苦。童年的恩美(大家叫Amy)她时而想:“不知怎么回事我生在一个错误的家庭里了。我大概误入歧途,跑到这个中国人的家里来了。”美国社会被称为“大溶器”(Melting),对各民族文化的溶解之迅速和彻底使恩美选择美国的生活方式:“我们吃汉堡包和苹果派,企图使我们的中国特征消失。好像有这些不同特征是一种耻rǔ。那是一种自我憎恶。”也像其他落生在美国的中国女孩一样,她也对自己的东方形象感到疑虑,似乎这是她被这块国土接受的一个致命障碍。在她那些不成熟的年岁中,她甚至想到去做整容手术,使自己成为美国芸芸众生中不可区分的一员。每个少年人都害怕与群体中的少数站在一起;年轻时代的恩美,作为一个有文学潜质和异常敏感的女孩,更是加倍体验了这种青chūn期心理特征。

她后来把她与母亲的冲突变成了《喜福会》和《灶王爷的妻子》两部成功小说的qíng感焦点。母亲此时穿着女儿为她设计的黑丝绒外套和裙子,正安享这餐合家团聚的感恩节晚餐。她曾经那么执著地要将恩美培养成她心目中的成功者:一个神经外科大夫,或一个钢琴独奏家。而恩美从小就想成为一个作家,在八岁时获得了作文竞赛大奖,此后便不断地为自己或朋友编写各种童话故事。母亲竭力用中国传统影响女儿,而女儿却渴望走出唐人街,走出母亲心目中的中国模式。在恩美十五岁那年,她那位工程师的父亲逝世了。不久,哥哥也被同样的脑瘤夺走生命。那是母亲和恩美最黯淡的年月。为了摆脱病魔在这个家庭中的继续纠缠,母亲带着恩美和弟弟远走瑞典。此后恩美和母亲在意愿和志向上的矛盾愈来愈外化了,有一次母女俩竟有整六个月中断了对话。恩美成了作家后对人说:“那时我母亲已确信她没有我这个女儿了,我也确信我跟她两不相gān。”

充满文化矛盾的母女关系造成了那样一种独特的爱:爱有多深痛苦就有多深。一个qíng结形成了。恩美后来在《喜福会》和《灶王爷的妻子》两部长篇小说中,都是围绕母亲和女儿的冲突,给此qíng结以最形象的注解。她以第一部书中的四对母女,第二部书中的一对母女来象征一种新生体从母体剥离,又在另一高度上和另一层认识中回归母体的过程。后者,已不完全是同一母体,而是一个人qíng感的祖国。一九八六年,当恩美和丈夫路第一次回到中国时,她感到自己人格的完善。“当我的脚触到中国的土地时,我顿时变成了中国人。我知道自己从来不完全是个中国人,我却总是感到那种联系,而一刹那我有一种完整的感受。就像拥有父亲和母亲,我拥有中国和美国,因此一切都归于完整了。”

她在这次旅行中找到了和母亲失散了三十多年的两个姐姐,她们是母亲第一次婚姻留下的。因此那个“完整”,也具有实质的意义。

餐桌上恩美的丈夫路·德马太坐在右侧。他和恩美是大学开始相爱的。在恩美不从母志以语言学硕士完成学业后,他们开始了美满的婚姻生活。路是个税务律师,个xing沉稳可靠,长久以来是恩美最坚稳的qíng感支撑。他的意大利血统似乎从不影响他对恩美的理解。他理解恩美时起时伏的感qíng和qíng绪,理解她生存于创作时空与现实时空的两重自我,理解她丰富的同qíng心。她的文学编辑患了癌症,她不断流泪了几天后,决定为编辑租下一栋三面环窗的公寓,让她总能看见纽约的日出日落,静静度她病痛的时日。路理解恩美一次次去中国旅行。最后一次是为中国被弃婴儿募捐。它虽然不是一次顺利和成功的旅行,路却仍是百分之百的理解和支持她。他理解她那些不大众化的举动,比如,在今晚的晚会上肩上始终挎一只小形黑色尼龙旅行包。有的客人刚进门诧异,问她背着行李是否要出门。她回答包里装的是只十个月的小狗——她怕人来人往纷乱的脚步会伤了它,也怕它见不惯那么多客人而紧张,那样把它背在身上它会感到安全。路对妻子全部理解。

坐在对面的是恩美的弟弟。他常常想到恩美同他一同度过的童年。她一直是个富有同qíng心的人,有一度去为残疾孩子工作;对于稍弱的人和动物,恩美永远会给予同qíng和帮助。她也慷慨,经她介绍给自己经纪人从而开始文学生涯的作家已经不知多少位了。

靠门的一边坐着摄影师。几乎恩美所有被刊出的相片都出于他的手。他看着这个始终年轻的女作家,身材略嫌单薄却全是意志和力量。他始终在捕捉她的一瞥眼神一抹微笑;如同她小说中幽默机智的行文一样,她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有独特的表达。她在讲她打算写的本世纪初中国移民生活的小说时说:“如果一个人有那种生活在想象中的奢侈,并且人家还付钱给你去进行这种奢侈,gān吗不去享用它,去创造更不同于现实的东西呢?”

当人问到恩美:“你和你母亲现在的关系怎样?”

她回答:“我的书出来后,她就跑到各个书店去看,是否有卖,要是她看见那家书店没卖我的书,她就把人家训一顿。”她说到此出声地笑起来。

客要散了,路轻声问妻子,是否要他开车送母亲回去。恩美说:“她愿意留下来也行。愿意走就送她。反正尊重她的意愿吧。”

是否是这样的完整:以叛逆开端,以顺随和尊重结尾?

每个艺术家似乎都有自己的一个 变法 时期,就是他(她)长期对自我、对艺术的求索,他(她)的思考和实践的积累突然出现了一个不期然的转折,或说一个质的变化: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辛弃疾的几句词,道破了艺术创作,甚至是人格发展的这个奇特现象。邬君梅就把她在《枕边书》的演出,看成她电影生涯的这样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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