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杭慧《换一种声音叙事――论严歌苓 金陵十三钗 的叙事艺术》，前沿，2007年第5期
丁婕
摘要：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的小说创作近年来日益受到海内外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对其小说创作的研究可以以严歌苓出国为界，大致分为出国前的小说研究和赴美后的小说研究。对其前一阶段创作的研究较少，且多为单篇解读。对其赴美后的小说，由于批评方法的多样xing和切入角度的灵活xing,再加上综合式分析和比较式研究的运用,在思想内蕴和艺术技巧研究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深入和拓展。当然也还存在可待开掘之处……
关键词：严歌苓；小说研究；综述
出身书香世家的严歌苓29岁即加入中国作协，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专业作家之一，并接连创作了三部反映部队生活的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xing的糙地》。1989年，严歌苓赴美，创作了《少女小鱼》、《扶桑》、《第九个寡妇》等大量小说。与作家的创作相对应，对于严歌苓小说的研究也可分为两部分：出国前与出国后的小说研究。对其赴美后的小说，由于批评方法的多样xing和切入角度的灵活xing,再加上综合式分析和比较式研究的运用,在思想内蕴和艺术技巧研究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深入和拓展。与之相比，研究者对其前一阶段创作的关注较少，且多为单篇解读。
一、出国前严歌苓小说研究
对于出国前（即上世纪80年代）严歌苓的小说创作，近十年的评论界并未予以较多关注。严歌苓的第一篇小说是1981年发表的《葱》，这是她的第一次学步,由于作品本身的不成熟,当时及现在都未引起重视。之后发表的短篇小说《腊姐》、《血缘》、《歌神和她的十二个月》、《芝麻官与芝麻事》，中篇小说《你跟我来，我给你水》，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等也很少有人论及。只有《从个人化的体验出发指向时代的荒诞和人xing的压抑》[1]一文指出严歌苓在长篇小说《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表现出qiáng烈的个人化倾向，并简要分析了作家走上以揭示时代荒诞和人xing压抑的创作道路的原因。文章注意到严歌苓小说不同于一般军事题材作品之处，并指出研究其早期作品对于理解她现今创作的意义，这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启示作用。
严歌苓赴美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雌xing的糙地》是她非常看重的一部作品，她在小说自序中说，在那个年代，“一切生命的‘xing’都是理想准则的对立面。‘xing’被消灭，生命才得以纯粹。”“写此书，我似乎为了伸张‘xing’。”“人xing，雌xing，xing爱都是不容被否定的。”[2]沿着作者的思路，王列耀在《女人的“牧”、“被牧”与“自牧”》[3]一文中着重挑出“雌xing”这一关键词，条分缕析了严歌苓从男女xing别差异出发，倡导以“自然意识”与曾经流行一时的“社会意识”相对抗，“qiáng调女人的生物xing特征，如xingyù、生育、母职等，用此来反衬虚幻的‘革命’的名义和虚幻的‘男女平等’的名义的荒诞。”但他进一步指出“‘她们’没有未来”——“有关母xing无私神圣的赞歌，最终还是带来了让人失望的结果；最终还是要在各种‘名义’与‘权力’面前碰得粉碎。”是对作品中理想化倾向的异议。
另外，严歌苓对这部作品的结构进行了大胆而成功的探索。“在故事正叙中，将qíng绪的特别叙述肢解下来，再用电影的特写镜头，把这段qíng绪若gān倍放大、夸张，使不断向前发展的故事总给你一些惊心动魄的停顿，这些停顿是你的眼睛和感觉受到比故事本身qiáng烈许多的刺激。”[4]但目前似乎尚无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永远留在糙原上的那抹“huáng”与“红”——浅谈《雌xing的糙地》中小点儿与沈红霞的“xing与yù望”》[5]一文，巧妙的提炼出作者用“颜色和物的象征，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蕴,那是她们对xing的渴望,对爱qíng的执著与纯真。”并指出“huáng色的向日葵是小点儿yù望的yīn柔之美,鲜红的红马是沈红霞一生灼烧的激qíng,追求的爱qíng。”令人耳目一新。
二、赴美后严歌苓小说研究
（一）批评方法的多样化和切入角度的灵活xing
1989年，严歌苓赴美攻读文学写作硕士，吸收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的价值观透视和现代文艺理论，其作品在思想意蕴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评论界也争相采用新的批评方法对她的创作加以评论。主要围绕长篇小说《扶桑》，《人寰》，《第九个寡妇》和几部重要的短篇《白蛇》，《金陵十三钗》等展开。如《碣石潇湘无限路——浅析严格苓短篇小说的女xing世界》[6]采用女xing主义批评方法，对严歌苓短篇小说中的女xing进行了典型分析，但这只是对于作品中女xing形象的解读，未深入到文本更深层。《从神女到女神:扶桑与葡萄形象分析》[7]探讨了扶桑和王葡萄两个底层女子身上的女儿xing、母xing如何转化为神xing,以及她们如何完成从神女到女神的蜕变，表达了作家qiáng烈的女xing/母xing意识。而《论严歌苓的“母xing”叙事》[8]更明确指出“在严歌苓这两部关于女xing命运的小说（《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当中，母xing、人xing与‘女xing’之间并没有潜在的冲突。……母xing是女xing所特有的品格和力量，却又掩盖了女xing生命体验中所要面对的其他问题。”比前述文章更进一步，深入到女xing研究的深处。此外，李仕芬的《男xing叙述下的女xing传奇──读严歌苓《倒淌河》》[9]集中讨论了作者如何通过男主角何夏的叙述,突出阿尕这个女xing角色。“在《倒淌河》中，严歌苓亦可说用了‘xing别置换’的叙述方式来‘提高作者对女xing价值的弘扬的可信度’。”阐释视角独特。而《“母xing”他者与东方“镜像”》[29]一文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作为分析起点，剖析了《扶桑》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感qíng纠葛，与东方作为西方在塑造和认证自我过程中的“他者”之间既定模式在种族和xing别上的双重颠覆结构。
对人xing的深入体认是严歌苓小说一贯的追求，不少研究者从人xing的角度切入,对其作品进行解读。如陈思和在《人xing透视下的东方伦理》[11]一文赞扬严歌苓，“你用你的笔尖锐地挑开了蒙在这两个故事上的友谊面纱，从中发现了人xing的扭曲和丑陋。”再有《人的本xing在血与火的洗礼下复活——〈金陵十三钗〉评析》[11]解读出一群jì女在战争中的大无畏牺牲jīng神，以及作品展现的人xing多面xing，褒扬了高尚的人xing。《历史深处的人xing闪光——再论严歌苓的移民小说》[12]发现严歌苓的小说不仅剖析华人移民，也关注所在国的白种居民，从更广泛意义上表现人xing的复杂与微妙。此外，张勇的《现代xing与人xing的jiāo战——读严歌苓的《第九位寡妇》》[13]通过分析作者刻画的极致人xing，发现了小说中表现的现代xing和人xing之间的激烈冲突。
由于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边缘xing，不少研究者从文化认同，文化边缘的角度切入，如《文化错位与人xing迷失——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花儿与少年〉》[14]分析了严歌苓新移民小说对人xing在异族语境下迷失和挣扎的刻画，对新移民“失语”状态和“文化边缘人”身份的忧虑和关切。《论严歌苓小说中人物的失语症》[15]着重剖析了小说人物在异国他乡出现的jiāo流障碍，揭示出新移民面对异国语言和文化时的尴尬状态。朱立立的《边缘人生和历史症结——简评严歌苓〈海那边〉和〈人寰〉》[16]指出严歌苓小说的人物多是边缘人，不但具有“经济上，种族上乃至文化上的多重边缘xing”，甚至带着异乡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症结，这是她的小说不同于大多数新移民小说的独到之处。《另一种海洋——略论美化女作家严歌苓的三篇小说》[17]也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对严歌苓小说进行了阐释。
还有研究者从童年视角切入，如《曲径通幽:一个时代的隐痛——从《白蛇》等作品看严歌苓对“文革”的另类反观》[18]从童年和女xing视角对文革做另类反观。除此，《文化夹fèng里的梦幻人生——严歌苓小说中的意象解读》[19]从剖析严歌苓小说中独特的审美意象入手，探讨了其小说的文化意蕴。《严歌苓小说的现代xing》[20]则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严歌苓小说的现代xing。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文章侧重探讨严歌苓小说在艺术层面的开拓,它们大都从jīng神分析学、叙事学等方面进行探讨。
对jīng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的系统研读，使严歌苓对隐秘人xing具有独到dòng悉，并在她的小说中加艺术地表现。《异域生活的女xing言说——严歌苓创作品格论》[21]一文对《海那边》中傻子泡的xing本能被压抑终致杀人的悲剧分析；对《约会》、《红罗裙》、《屋有阁楼》里母、子、父、女之间逾越正常伦理感qíng的爱yù表现的解读；以及对《人寰》中以“Talkout”方式作为小说形式的阐释，是运用弗洛伊jīng神分析理论解读严歌苓小说的代表xing研究。《女xing隐秘qíng感的揭秘——严歌苓《人寰》jīng神分析学解析》[22]分析了“我”的“恋父qíng结”；以及在特殊年代里，人xing遭到的压抑和力比多的冲动，及在超我作用下，人xing本能的自我超越与升华，揭示出小说对女xing内心隐秘qíng感的表达。《雌xing·母xing——严歌苓小说《扶桑》中的qíng结分析》[23]用原型理论解读《扶桑》，分析雌xing、母xing在人类学上的意义，以及与此相关的作者的创作动因。
还有的研究者从叙事学的角度进行解读,这方面的文章有《扑朔迷离的现代xing叙事——严歌苓小说叙事艺术初探》[24]通过对作品进行分析，总结出严歌苓叙事艺术现代xing的主要特征，即善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jiāo错叙事，元叙事和拼贴式叙事。杨学民的《时间与叙事结构——严歌苓长篇小说叙事结构分析》[25]发现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惯以时间为结构要素，搭建形式与意味统一的叙事结构，以此实现小说文本的创新。此外，还有不少文章就作家的某一文本进行了叙事学上的探讨，如《严歌苓的叙事意识及其《扶桑》的叙事解读》[26]分析出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和对历史化叙事的刻意追求,是《扶桑》的重要叙事视角。针对同一文本，陈涵平的《论〈扶桑〉的历史叙事》[27]则进一步阐释了“历史叙事”特征的具体表现：如多种人称的jiāo替出现、元叙事的大量使用、跨时空内容的拼贴式比较等，并指出这种历史叙事的运用和严歌苓的移民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创作中就表现为通过对文学xing的追求而获得最高的历史真实xing。《换一种声音叙事——论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的叙事艺术》[28]也对严歌苓小说的叙事艺术进行了解读。
不少研究者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切入，如《解构、重构、再解构——〈扶桑〉反思华人移民史的三部曲》[29]梳理出小说“先是质疑与解构那些带有偏见和歧视的史书,然后以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来想象和重构那段早已湮灭的历史,但最后又不得不解构自己重构的历史。”的写作思路，并指出小说对新历史主义的突破与局限。《一次虚妄的旅行——评〈扶桑〉的新历史主义特征》[30]同样关注了《扶桑》中新历史主义的运用，但阐释较为简单。此外，滕威在《怀想中国的方式——试析严歌苓旅美后小说创作》[31]运用身份批评的方式，对小说中“蕴含的虽然有犹疑但是已然内在化的对东方主义及父权制度的认同与妥协”表示忧虑，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具有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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