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找到了三个人。
王小波的好话，不新鲜了，不想多讲，他可爱的像个大麻核，我为什么说他像个大麻核呢，因为他写的男人全都可爱的像个大麻核，就好象他写的女人全都可爱的像个大纺锤。纺锤啊麻核什么的都是通感，不具体指某部分的。
村上的好话，也不新鲜了，也不想多讲，他说他，不能指望被谅解，只希望可以被宽恕。为什么不宽恕呢，为了村上的诸多比喻也要宽恕的，不是村上而能用村上式的比喻，这个万难。村上跟林少华，一如周星驰跟石斑瑜，真真天作之合。
严歌苓的好话，似乎新鲜，可以讲讲，年轻的时候，她是一个天才美少女，现今是一个天才美妇人，作家，幻想家。长着良善而洋气的美，一合影就把陈冲比得低下去，低下去，直低到尘土里。她的想，比村上详实，比小波làng漫。小波也很làng漫，不同的是麻核男子的làng漫往往要比较麻核式，直截了当做出来了，就很làng漫。严歌苓的làng漫，却有一种“日日思chūn不见chūn，她在丛中笑”的韵致。别离有时，相会有时，求得有时，求不得有时，天真有时，世故有时，写作有时，游玩有时，苦思有时，享乐有时。
她一想，就想出这个好玩，那个不好玩，那个不好玩地也可以变废为宝，怎样怎样就好玩起来了嘛，今天写兵，明天写民，今天写拜伦，明天写文秀，今天写城市，明天写农村。
我不喜欢农村题材小说，拎着祖祖辈辈的伤，扔到你面前，说，看吧，这就是生活，我再现了一下比较直观了，揪心吧，揪心吧？严的却要看，里面有生活的味道，也有严本身的，非生活的味道。可以沉重可以轻松，可以勇敢可以温柔。
村上有着更为广阔的想象力，却只轻尝，他若致力于完全发挥出来，必然造成一种爆破式的壮观场面，好象小波已经制造出来的一样。他却优游着，胡乱也可，糙糙也可，内心井然有序，说着你以为的不知所云。男人危险，在于看似永远“留一手”。严歌苓不同，同样看上去是未到顶的作家，村上是未到自己的顶，她是未到别人规定的那个顶，但她很快乐地在这里，慎重又活泼地对待自己每个念头，好象说，你看这些我都用不完了，gān吗老要人家飞跃？创新就可以了呀。
况她起点高，在我看，篇篇都是好文。中短篇胜过长篇，拿她自己的话来说是，说多了，就在胡扯了，且长篇文字上可有藏拙的余地。
她的文又有梯度，回顾所来，哪时青涩哪时圆熟一览无遗，而功力渐长之余外加心态平和，话说的中听又解气，自然的俏皮，并且从不“冷冷地说”。
她每篇文，骨ròu停匀，无单独字句可剥离作呈堂证供，唯现场观摩，才见它灼灼生辉，故事也不妨说，只是代口必定讲不出那好，我可告诉你，她写过抢劫犯，失眠人，电话骚扰，同xing恋，但统统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非看不知。
这个作家，我逢人赞，心里也爱死，平原君有什么好看？不如买丝来绣严歌苓。
佚名
昨天（28）下午，旅美华裔女作家严歌苓现身上海大学，为大学生讲述形象思维方式与写作的关系。在讲座当中，严歌苓批评了法国著名作家昆德拉晚期小说过分发达的理xing思维。同时，她还表示，“我一直不太爱看现代小说大家的作品，因为白话文抹杀了中文表述在某些细微棱角上的魅力。”
说灵感：睡衣引出“零缺点小说”
严歌苓的讲座围绕着形象思维方式与写作的关系展开，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说起。她描述了作家得到写作灵感的一瞬间：那天，纳博科夫偶然间在公园看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脚上蹬着一双溜冰鞋以一种日本女人穿着和服踏出小碎步的样子出现，“这个刹那间的印象令纳博科夫得到了最初的颤动，于是写一部关于这样一个年轻女孩故事的念头在他脑中形成了。”
严歌苓说，她曾有过和纳博科夫相同的经历，也因此写出了一篇被中国台湾的评论界称为“零缺点小说”的《女房东》。“我的灵感来自于美国一户人家晾晒在窗外的一件睡衣。”她形容，那件睡衣非常xing感，让人感觉“身体是有限的，而睡衣提供的想像却是无限的。”于是，严歌苓构思了一个初到美国的中国老男人因为对睡衣的想像而发生的故事，从中揭示了男xing对女xing、对爱qíng和对一切代表柔qíng的东西的遐想和向往。
论思维：“昆德拉晚期理xing过于发达”
严歌苓指出，作家必定是这个世界上形象思维特别发达的那一群人。她表示，她之所以会爱上写作，是因为“我的记忆都是以这样一个形象的方式存在的，如果找不到出口，太多的画面叠加会把我bī疯掉。”
与此同时，严歌苓也批评了著名法国作家昆德拉晚期的小说创作。“一开始，他的作品还是比较形象化的。但是后来，他渐渐地转向于用小说去诠释他的那些通俗小说的概念。”她认为，理xing过于发达损害了小说的可读xing，“简直不忍卒读”。
论语言：“中文具有qiáng烈画面感”
旅居西方的严歌苓能够熟练使用中英两种语言写作。在比较中英文写作带来的表现效果上的不同时，她指出，中文是一种具有qiáng烈画面感的语言，“我们的文字起于象形。每一个汉字本来都是一幅画，所以画面感、色彩感和动感都会非常qiáng烈。中国人还非常擅长以景写qíng，周边的景色常常就能反映人物的心境。”
严歌苓指出，中国传统的文言文其实存在很多文字上的鲜活用法，“我们可以把名词用作动词，动词用作形容词，这会使语言显得非常鲜活生动，可惜我们后来的白话文丧失了这样的功能。”她认为，曹雪芹这样纯熟的文言白话风格现在没有得到继承，“而现代白话文丧失了古文言的灵活用法，让文字的活力不复存在。”
谈家庭：“我不是女权主义者”
严歌苓的另一半是美国人。谈起自己的婚恋，她说：“一开始，两人间的文化差异制造了làng漫的气氛。有时候，小小的误解会成为甜蜜的误会。但当婚姻真正开始，你对理解和沟通的需要也许远远要超过对làng漫的需要。”话虽如此，他们这对夫妇却生活得很和谐，“我们吵不起来，彼此能说出的伤人的话，到了对方的语境中，都起不到伤害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怒气和对对方的伤害常常擦肩而过。”
严歌苓觉得自己笔下的女xing，比如《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虽然表面上看来被很多男人欺负，但实际上却很自由，“倒是现在都市女xing脆弱的状态令人担心，商品化的倾向会使她们重新沦为‘第二xing’。”虽有此忧虑，严歌苓却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我觉得两xing的jiāo往最糟糕的就是想要在自尊或者面子上争一个输赢，其实只要彼此喜欢，谁追的谁难道真有这么重要吗？”
新周刊·陈艳涛
她曾经在她的作品里，写过形形色色生动的女人，而她本人的经历和故事，似乎比她小说里的人物更跌宕起伏，也更jīng彩。
作家萧马之女，前夫是名作家李准的儿子——这些背景似乎注定了严歌苓将要走入文坛。
1986年，她由陈荒煤推荐加入中国作协，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作家之一。她曾是舞蹈演员，受过多年芭蕾舞训练，至今仍然保有挺拔修长的体型。她曾经当过13年兵，并作为战地记者到前线报道对越自卫反击战，这影响到日后，她成为反战主义者，美国攻打伊拉克时，她参加过反战游行和静坐。
这一次回国，她是为了新作《第九个寡妇》的出版。此时，正赶上国内网络上的韩寒、白烨关于文学和文坛的韩白之争，这让她回忆起自己的青chūn时代，上世纪80年代，那个意气风发、初入文坛的女孩。“青chūn是最傲慢的东西，想想我们过去，当时我们又看得起过谁？”那时的她，当兵、下牧场、上战场、六游西藏，她在她的青chūn时代活得肆意而热闹。比起同龄人，她jīng彩得多的经历和故事，也成为日后她写作的资料库。
2005年，严歌苓曾在复旦大学作过一次演讲，题目叫《十年一觉美国梦》，本以为她要讲的是在美国所感受到的文化冲突所带来的刺激，但被她否定了，“我是讲一个梦的破碎，是幻灭，对美国的民主、政治，摆出来的姿态，像救世主一样帮助别人的姿态的幻灭。”
她曾经称自己是“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之一员，而她的足迹，从中国，到美国，到欧洲，再到非洲，游牧一般的生存方式，似乎就决定了她风格、背景都跨度极大的文学作品风格。
对于自己的文字，严歌苓有种固执的坚持。她的小说《扶桑》在美国出版时，她的文学代理人希望把小说改成第三人称，否则没办法找文学出版社。严歌苓的回答是：不能改，你就不要找出版社好了。一直坚持了3年，直到1997年她的小说在美国获奖，《扶桑》才得以出版。“这个人以为美国的商业市场对我有qiáng大的作用，他错了，他不了解我这个人。我整个的乐趣都在文字里面，商业化根本改变不了我。”
面对面
《新周刊》：你在1986年就加入作家协会？算是作协里最年轻的作家了吧？
严歌苓：嗯，差不多。大概我的第一篇长篇小说一出来，年底就加入作协了。
《新周刊》：当时中国作协和文坛是什么样的状况？
严歌苓：一言难以表述。那时参加作协似乎是件大事，当时有陈荒煤推荐，也算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但我知道中国大陆，现在的偶像变成另外一些人了。我知道前段时间有韩白之争。我认识白烨，但不是很熟。昨天在人民网接受采访，有个网友问我认不认识白烨，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我讲。我说认识，然后赶紧把话题岔开，怕他们纠缠。80后的作家对文坛有点轻蔑，没什么啊，那就轻蔑好了，得允许他们有个态度啊。孩子嘛，这火气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比较优越的，青chūn是最傲慢的东西，想想我们过去，当时我们又看得起过谁？
《新周刊》：出国之前对写作没有抱太大期望？
严歌苓：当然抱期望了。但我当时觉得：在中国写作，很多东西都是人为的，都是靠人工在cao纵，不公平，不是公平竞争的环境。这一点让我非常厌恶。比如一些文学类的评奖，大家都要去活动的，这样才能获奖。那时候经常有人跟我说“你公公是评委，能不能帮我说句话？”
我本来以为美国文坛还是比较公平的。但去了美国之后才发现，也不是像想象中那么公平。我的作品都是在台湾得的奖，台湾是闭卷的评奖，谁也不知道结果是谁。后来我也当过终审，最后一圈入围的作品由我和另外两三个人评审。这时候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就只看作品。我当时的稿子也是这样得奖的，还是比较服气。大陆也应该这样来试试。
《新周刊》：出国和对当时文坛的失望有关系吗？
严歌苓：也没有太大关系。我当时在鲁迅文学院作家研究生班，和北师大一块办的，我们班的人后来都挺有名，像莫言和余华。我当时觉得文学上的竞争不公平，我希望到一个硬碰硬看本事的地方。我就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硕士生，拿到了奖学金，和美国同学比赛写小说。到现在也是硬碰硬的，我的英文作品今年要出版了。在美国我能看到硬碰硬出来的成就，相对比较公平，公平就机会多些。包括台湾，只要写中文。在大陆我已经听到了三次的评奖，都说我是外国人，不算是中国作家，不给我奖。我拿了台湾的百万文学奖后，上海文学奖评到最后一轮的时候，提出：她不是中国人，没有参加资格。后来有专家写信说：如果她没有资格参加，当初你们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让我们来读。你让我们读完了，我们已经有自己意见了，你又来告诉我她没有资格拿奖，这不是很荒唐吗？后来他们折衷一下给了个第二名。这种事我觉得特别讲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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