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老板娘笑着说，“四十年的烂摊子，也不尽是他一个人搞的……”
老板娘斜睨着男人的样子，很有女xing的妩媚。
“女人的处境有什么不同吗？”我问。
她偏头思索了一会，边说边想地说：“没啥不同，女人永远是输家。您看嘛，在东德时代，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外出全天工作，但是男人可并不分担家事，女人就是头牛，得作双份工。现在嘛，您只要看看新的领导阶层，从省政府、市政府、到乡镇公所，哪有几个女人？反正，作决定的全是男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一样！”
老板已经回到炭火边，用火钳敲着烤架大声说：“你们别信她的！在我家，只有听她的份，她是我的领导！”
路的尽头，有一片萧瑟的山林，叶子落尽，山空了，没入天的灰色。山脚下，有一撮村落。
小冷到了。
是个冷冷的小镇，一万八千个人口，四百年前，有个叫马丁路德的人曾在这儿住过，躲避教廷对他的迫害。
一进入市街，就觉得空气坏透了，一股冲鼻的煤烟味。家家户户的烟囱吐着长长的白雾，笼罩着深秋铁灰的天空。家家户户院子里都堆着黑漆漆、脏兮兮的煤。
人行道上也散着煤屑。泥土、煤屑、湿烂的腐叶，挟着雨水，把街道弄得泥泞。
我穿着高统皮靴。东来之前，我就知道一个定律：一个国家开发的程度，可以由它街道上的泥泞量来测量。
人行道上立着漂亮的电话亭，崭新的西方格式。门锁着，透过玻璃往里头看看，啊，电话亭里没有电话，电话机还封在硬纸箱里，等着安装。
走在灰黯的街景中。煤，混着雨水，把所有建筑的墙壁都蚀出一种肮脏的yīn暗颜色，长年不经粉刷，yīn暗之外又有一层破败的斑驳。每条街上都有这么一两栋残败不堪的老房子，鬼屋般地耸立。多数的“鬼屋”，已经搭上了鹰架，蓝图上描绘着光辉的远景。 ’
错落在灰黯的老屋之间，却是一间一间亮眼而摩登的小店。玻璃橱窗里装着特别设计的、具有现代风味的聚光小灯，灯光照着柏林和巴黎最流行的产品：时髦服饰、电视、微波炉、丹麦组合玩具、滑雪器材……如果小冷镇有个李伯，在昏迷了两年之后突然醒来，站在小冷街心，就在我现在站的地方，靴上沾着泥土，他会以为，小冷镇挖到了什么金矿。
我们的车，停在“德苏友谊街”。徒步转个弯，就到了“空口袋街”。
“名字奇怪吗？”新店刚刚开张的老板，边擦窗子边说，“几百年来咱们这街一直是小冷镇的风化街、绿灯户。凡是从这条街‘办完事’走出去的人，哈，口袋都是空的。”
他放下抹布，慢条斯理地点起一根烟，对着街心徐徐喷出一口白雾，“民主德国时代，咱们彼此之间都喊这条街叫‘共和国街’，意思嘛，是说，这共和国和绿灯户一样，搞得人口袋空空！”
他掏出两边裤袋，空空的，然后开心地对着空街大笑起来。
山坡上的房子
十一月的小冷镇是挺冷的，裹在靴子里的脚趾都冻麻了。找家咖啡馆暖暖吧！
灰黯的街道上有一扇陈旧的木门，门上“咖啡”两个字，好像是上一个世纪写的。
“这竟然还是个咖啡馆？”卡斯纳失声叫了出来。
里头也只有寥寥几个客人，无所事事抽着烟的老头和壮得像树睁着眼睛看人的女人。屋顶很高，壁上没有画，整个房间显得寂寥、落寞。
“三十年前，我们在这房间里跳舞，就在这地板上……”卡斯纳不可置信地望着天花板中间悬挂着的一个玻璃旋转球，布满灰尘，“……这个球竟然还在——”
卡斯纳搔着白头，带着恍然如梦的神qíng看着冒热气的咖啡，对自己说：
“时间在这房间里停顿了……”
厕所，在楼上。门把是坏的，不能上锁。热水笼头卡住不动；地板，不知哪年泡过水，翘起一角。
这是个三十年没修过的厕所。
※ ※ ※ ※ ※
小冷镇自然也有个特务总部，是栋很大的二楼洋房。现在洋房上挂着个牌子：
“小冷职校”。
铁门前竖着一个简陋的石碑，走近一点就可以读清碑上的字：
“我们纪念八九年十二月在此地发生的群众和平抗bào运动。”
蓄着小胡子的汤玛士把两手cha进牛仔裤袋里，平淡地说，“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什么样的事？”我固执地问。
“嗯——我想想，”汤玛士开始回忆，“好像是十二月一号吧，那天晚上——您记得，十一月九号柏林围墙才打开——那天晚上，特务还在这房子里工作，灯火通明，小冷镇的人不约而同地拥来这里，把这房子围得密密的。后来，群众qíng绪越来越高，有些年轻人想冲进去把特务揪出来。我们后来知道，那晚特务在里头销毁文件。有一个年轻人爬了铁门过去，然后大家跟着喊打，就在快要出事的时候，镇里头的牧师到了。他在中间周旋，把群众qíng绪安抚下来，所以，我们小冷镇算是没有流过血的……”
汤玛士显得骄傲起来。
他走了。卡斯纳看着堂弟渐去的背影，说：
“他故事没说完。”
“什么？”
“那个牧师。”卡斯纳打开车门让我进去。
“后来小冷镇开始满天流言，说那个牧师自己是特务的线民。没多久，牧师就上吊死在教堂里。留下两个很小的小孩。”
啊！冷冽的空气使我颤抖。
※ ※ ※ ※ ※
山坡上有栋大房子，四周围着菜田。深秋的菜田，不过是带着霜意的泥土，可是在夏天，这山坡上的房子想必是个瓜棚浓绿、桑麻丰饶的家园。
“那，就是我出生的房子，”卡斯纳停了车，望着山坡，树影中仿佛有只黑色的山羊在蠢动，“现在住的人叫维拿。”
维拿长着浓密而长的眉毛，像少林寺的长老，一派慈眉善目，很热络地引我们入座。维拿的太大，带着眯眯的笑眼，端出咖啡和饼gān来。
水晶吊灯照亮了huáng色的壁纸和厚实的地毯，房间透着温暖。卡斯纳和维拿好几年没见了，聊着天。维拿是小冷镇公所营建组的主任，从前是，现在也是。玛格在卫生组。
“三十七年了！”玛格说，一边张罗着让大家吃巧克力夹心饼。
“你要我说实话的话，老卡，”维拿喝着啤酒，一双手搁在肚子上，“我得说，统一对我没啥太大好处。我以前月入一千六百东马克，现在收进一千三百西马克。
好，汽车是便宜了，洗衣机、冰箱、微波炉……都买得起了，可是，相对的，牛奶贵了、面包贵了——”
“ròu贵了！”玛格cha进来。
“结果，”维拿点点头，“就差不多，扯平了。”
“还有呢，”玛格眯眯的眼睛，总似在笑，“现在失业严重啦，警察没以前可怕啦，民主嘛！现在治安可坏透了——”
“上星期六，”维拿抢过话锋，“一个晚上就有三起盗窃案——在小冷这地方，您想想看！”
玛格直摇头，表示对人心不古的不惯，想想又说：“以前半夜我都敢上街，现在天一黑呀，我就留在家里打毛线。”
她拎起脚边的针线篓，拿出一卷茸茸的毛线，“我说呀，民主带来开放，开放带来乱，乱就造成社会不安……”
“玛格，”我说，“共产党垮台之后，你们地方政府里人事淘汰的比例怎么样？”
“哦，”玛格不假思索地说，“换了起码百分之七十。老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
那又“红”又“专”的人，当然就被清掉了。那么像维拿和玛格这样属于那百分之三十的人，又是凭什么条件留下来呢？
我正要张口问个彻底，看见卡斯纳在向我使眼色。
天已经黑了。我们踩着山坡上的小石阶，摸索着下去。在小径上，卡斯纳问：
“你弄懂了维拿是gān什么的吗？”
我在黑暗中点头，“在镇公所搞营建呀！”
“对！”卡斯纳似乎在笑，“他同时也是小冷镇大号特务！”
我停下脚步。在黑暗中，山丘上空的满天星斗亮得令人晕眩。
“你看得出维拿日子过得不错，为什么？别人可都穷哈哈的。因为他是特务，他有办法搞到种种利益。譬如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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