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瑞士开的笔会，在我眼中，充份流露着白种作家的自我中心、自我膨胀。
我开始考虑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立足点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第几世界的作家，经过一场笔会，却猛然发觉，啊，在这些白人眼中，我自然是个第三世界的作家，完全不属于欧美那“第一”世界的圈子。
然而我对第三世界的了解远远不如我对欧美的了解；我对第三世界的认同感远远不如我对第一世界的认同来得qiáng烈。但是第一世界并不承认我的归属。
有一只乌鸦，为了混进雪白的鸽群，将自己的羽毛涂白。但白里透黑，被鸽子赶了出去；回到鸦巢，因为黑里透白，又被乌鸦驱逐。
这就回到了“公审”七等生的问题：别人不把你当兄弟时，你如何与他称兄弟？
就个人艺术创作的层次而言，这些立场、认同等外围问题可能都是最不重要的考虑。一个作家以手写心之所至，是水到渠成的事，与他属于第几世界可以没有任何关联。然而就地球村的整体文化而言，白种文化的绝对qiáng势所造成的世界同质化倾向，对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无宁是一种危机，一种威胁。他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在用一把尺——以qiáng势文化所核定的刻度——衡量他的价值，而这把尺，很可能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
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块砸自己脚的石头；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但是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或许应该结合力量，发出声音，让沉浸在自我膨胀中的白人社会产生些微不安；因为有一点不安，他就不会尽兴地膨胀。谈四海一家，必须先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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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审”七等生之后，又过了八个月，我身上的刺却落了很多，因为我发觉，在所谓种族歧视上，各个民族其实是相当平等的，也就是说，一个西洋人在台湾或中国所可能受到的“歧视”并不低于我在欧洲受到的“歧视”。
一个瑞典的医生在台北学中文。语文中心一位工友为细故而骂他为“洋鬼子野蛮人” 。 医生正式去函中心主任，要求工友道歉。两人相对时，主任对工友说：
“你不要叫他野蛮人嘛！人家听了心里多难过。”
在苏黎世的街头，瑞典朋友微笑地为我叙述这个小故事，我当街大笑起来。中心主任话里的意思当然很明白：我们都知道西洋人是野蛮人，但是不要说出来，伤了感qíng。
在“野蛮”的瑞典，被判了终身监禁的重犯还有假期；不久前一个间谍在与妻子“度假”的时候溜跑了，西方诸国引为笑谈，瑞典不以为忤，坚持“犯人也有人权”。在“野蛮”的瑞典，没有人会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而被拒于医院门外，没有鳏寡孤独年老者会因为无人抚养而死去。在“野蛮”的瑞典，没有人会因为“言论不当”而被囚禁起来，也没有人会把幼女贩卖到jì院作为雏jì。
一个来自高度文明的欧洲人被中国人看作“番子”；我这个自视甚高的亚洲作家被欧洲人看作从良jì女、难民；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我在欧洲所面对的误解、歧视，其实不是欧洲人的弱点，而是“人”的弱点吧！
或者作梦的七等生竟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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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欧洲》是我旅瑞一年半的心路，大部分的文章都在《九十年代》、《文星》以及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从《野火》到《人在欧洲》，我好像翻过了一座山，站在另一个山头上，远看来时路，台湾隐隐在路的起点。离开瑞士，移居西德，眼前又是一条叉路，我渐行渐远渐深沉，但路则像一根绵延的带子，系在胸间，时时感觉那起点的扯动。
一九八八年五月于苏黎世
三个和一个
——龙应台杂文散议
杨际岚
综观当代杂文界，龙应台是个“异数”。
在发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以前，全台湾几乎还没有人听说过“龙应台” 这个名字； 仅仅过了一年，出版《野火集》之后，全台湾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龙应台”三个字。
她的经历似乎极为平顺、简括。
无妨展视一下履历表：原籍湖南省衡东县，一九五二年生于台湾省高雄县大寮乡水源地；一九六九年，进入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就读；一九七五年九月，留学美国，攻读英美文学，在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获博士学位，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英文系任教；一九八三年八月，回台湾，任中央大学英文系客座副教授；一九八五年八月，转任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一九八六年八月，旅居瑞士苏黎世；一九八八年五月，迁居联邦德国法兰克福。
她的创作历程，似乎也不复杂、漫长。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次投稿《新书月刊》，批评《孽子》；十一月，“龙应台专栏”于《新书月刊》上开设；撰写《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投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一九八五年三月，“野火集”专栏于《中国时报》上开设；六月，文学批评集《龙应台评小说》由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十二月，杂文集《野火集》由台湾圆神出版社出版其间，还以“胡美丽”的笔名，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不定期撰写有关女xing问题的杂文。一九人六年十二月，在“人间”副刊开辟“人在欧洲”专栏。一九八七年二月，《野火集外集》由台湾圆神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六月，杂文、随笔集《人在欧洲》
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出版。近年来，龙应台尚在台湾《皇冠》杂志上撰写专栏文章，透过“安安”视野审观大千世界。
然而，她却平地卷起了一阵“龙卷风”26野火集》一个月内销售五万多本，去年已高达一百○七版，十几万册，台湾百多人中即拥有一册。《龙应台评小说》也印行了二十几版。而《人在欧洲》初版即印行六千册。《野火集》和《龙应台评小说》分别评选为“年度最具影响的书”。同仁们称她为“一九八五年最具影响力的作家”。杂志评她为“一九八五年文化界风云人物”。
如今，作为大陆的读者，想要了解台湾杂文，不能不读龙应台杂文。迄今为止，龙应台杂文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烧“野火”的龙应台，谈“美丽”的龙应台，“在欧洲”的龙应台，各具特色，纷呈异彩。
其一：烧“野火”的龙应台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cha柳柳成荫。”这话应于龙应台，再贴切不过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因为实在不能忍受荧光屏上一位女“立委”自私自满的谈话，龙应台一口气写下《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投给并无太深关系的《中国时报》，自此一发而不可收。不经心掷出的一点星星之火，却烧出燎原的《野火集》来。正如龙应台本人所述：往往文章一出现，就有大学生拿到布告栏上去张贴；就有读者剪下个三两份寄给远方的朋友，嘱咐朋友寄给朋友；中学老师复印几十份作为公民课的讨论教材；社区团体复印几百份四处散发；邮箱里一把一把读者来信……
不过，另一种声音却也嚣嚣不已——
“龙应台在‘中时’写文章，篇篇都是丑化我们中国，丑化我们中国人……以一点概全般，丑化我们的社会……”
“他（指龙应台）遍撒野火，期盼燎原，但是，野火无主，易放难收，显然，作者的用意，不在批评，不在建议，只想随心所yù地随手放火，火起之后，再拿一本外国护照出国，隔岸观火。”
“用脚踩熄这点子‘野火’把，一如踩熄一截烟蒂。不值得再为此人此事写一个字。”
更有甚者，“妖言邪魔”，“行险而骄、言伪而辩、激狭取宠”，“满纸酸溜溜、脏兮兮、恶狠狠、火辣辣”，等等，一股脑儿地朝龙应台头上扣去。有些“特定”的团体明令将此列为禁书；甚至匿名地寄去撕了一角的冥纸，诅咒她早日归yīn。
热烈的掌声与凶猛的骂声，这一深具涵义的社会现象，更加凸现了龙应台杂文的qiáng烈的现实意义。
她严峻地剖视整个病态社会——
懦弱自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chuáng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环境污染：地面、地下的污染，水的、空气的污染，无所不在的“标语口号污染”，立体化地四下蔓延，麻痹同胞的心灵，台湾犹如“生了梅毒的母亲”；反仆为主：住在台湾的中国人四十年来患了政治“敏感症”，有许多陈腐观念需要纠正， 却又怕被扣上大帽子而不敢吱声， 卫道者动机指斥为“民族叛徒”、“赤色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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