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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短篇小说和散文集_王安忆【完结】(7)


 这是经过多年的创作甘苦所悟到的一点。而且,我发现有许多人也在有意无意地为这个困扰。比如,几乎每一个作家都感叹文章的开头难,为一个开头,折磨得苦不堪言。如开好了,犹如找准了钥匙,一下子开了门,前面豁朗朗一条大道;而开不好头,就将一径别扭下去,越是执着地写下去,越是别扭,甚至会迷失,连初衷都忘了。其实这就是在寻找故事本来的模式,寻找故事与生俱来的讲叙的方式。如果这故事是唯一的,确定存在的话,那么它的讲叙方式也只可能有一个。故事像雕刻的对象隐在一大块石料里一样,由你困惑着如何开刀,它只是缄默不语,当你终于找着了它,它便活了。因此,文章开头的时候,我总摆脱不了一种宿命的感觉,好象在赌博似的,一切全凭天意了,却又很不甘心。
 《小鲍庄》惹得纷纷扬扬,对其结构生出许多说法。而我当初并非有意识地考虑结构这个问题,只是觉得,《小鲍庄》故事,本身就是这样发生,同时地、缓慢地进行着。如果说有一点成功的话,那便是我终于接近了《小鲍庄》故事本来的形成构造和讲叙方式。我对自己最大的妄想,便是与一切故事建立一种默契,自然而然地,凭着本xing地觉察到每一个故事与生俱来的存在形式。什么是多余的,要去掉的;什么是有用的,应该存在的。
 在西方人将他们分割为多元的世界重新合一的时候,中国人则在对一元的世界进行第一次解剖,这无疑的于彼此都是大的进步。一旦双方第二次的建设了世界,必将使一元与多元的含义拓新,而整个人类便更上了一层楼。我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有机会旁听一堂写作班的课程,讨论一篇题目为HouseCleaning的习作(暂且译作《扫尘》吧)。写一个老太太,请了个女孩来打扫房屋,清理旧东西的过程中,回忆起过去的生活。我在课堂上仅仅坐了二十分钟,就与为我做翻译的留学生溜了出来,因我觉得他们的讨论枯燥而无聊,全然不如我们国内讨论作品,从人物的心理,到作者的心理;再从作者的历史,回到人物的历史,人qíng冷暖,世故浅深,触类旁通,左右逢源,讨论的过程就像在做小说,很兴味。而那一堂课上,他们只是说:「为使过去的生活贯穿全部,使用动词过去式,这很好。」诸如此类,他们的导师,一位颇有成就的小说研究者,对小说的不足之处提的是:太多的连接词「But」,共享了五处,还有太多的「Then」,读起来黏耳。在那一天的日记上,我关于这堂课的记录是这样的──听着他们的讨论,我心里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们把文学放在了研究院,放在了课堂。这好象是一个极大的误会。我以为小说是大最重要的技巧,在于生活与小说的关系之上,这关系包括了一切。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是将生活与小说关系中思想的部分与物质的部分视为一体,并且反感于拆分为两部分的讨论,认为那样机械的做法,会损失小说的艺术。我将小说视为一种带了宿命意味的天然,将小说的完成视作一种感应的实现。所以,在我将这关系一体化之后,又进一步地将其虚化和神化了。当我比较顺利地写作了若gān短篇,甚至于若gān中篇,而终于写作长篇而不甚顺利的时候,那一个被我虚化与神化的联系竟幻灭似地消失了,我几乎是被迫地要求寻得一种具有实体xing,规范xing的手段,就好比huáng金分割的那样肯定的比例数据,而我找不到。就在我想找又找不到的时候,我则发现,小说是有科学xing的、机械的、物质的部分。一些美丽的故事和完满的经验,足以走完一个短篇的行程,甚至勉力走到中篇的终点。然而,一部长篇,则要有故事与故事之间,经验与经验之间,逻辑的联络与推动。这一个逻辑的联络与推动究竟是什么呢?它包含了一种创造伟建筑的可能xing,而我们毕竟是应当去创造一个宏大的存在。
 1985年5月里的一天,我有机会参加了一个舞剧的报告会。舞蹈家舒巧与一位年轻的应导演,谈他们创作舞剧《画皮》的想法与体会。他们在创作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扰,是语言问题。记得他们是这样解释他们的困难:人们往往以为我国有多民族的舞蹈,素材很丰富,但素材不等于语言。一个小小的素材,可以形成一个舞蹈,生发与渲染一种单一的qíng绪,却远远不足以构成舞剧。因此,他们所讲的舞剧语言,是指舞蹈的抽象的形体表qíng的功能。
 他们说道,因为舞剧(芭蕾)本是外来的形式,语言体系与其舞剧形式一致,就这么手与脚的几个位置,便可无尽地生发与推动下去。四百年来,无论什么题材,都可以用这样一套语言完成作品。而我们的民族舞蹈语言虽然丰富,可是却没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动力,无从发展,只能将一个一个素材堆积起来。什么民族的题材,就用什么民族的素材,这样便产生了一问题,舞剧没有一个固定的语言手段。因此他们认为,我们的舞蹈只有字和词,却没有语法,而构成一出大舞剧,需要有逻辑严密的「语法」。他们再三地qiáng调:风格、风俗xing语言与表达的基本技术xing语言是两个范畴。他们目前的任务便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民族的语言,以完成一个完整的表达的基本技术语言体系。舒巧说:「这可能是几代人的工作,但我想我们应该开始试试了。」
 舒巧他们所为之困扰的其实也就是舞剧的物质的部分,这物质部分突出的表现为一个所待建设的类似huáng金分割的具有实体xing、规范xing、逻辑定点的系统手段。
 然后,我在今年第三期《文汇月刊》上看到了作曲家赵晓生的文章:《我写太极》。他在文中所列小标题之一是「探求一个『蕴涵丰富,秩序井然的天地』」,标题中用引号括起的部分是引自著名作曲家罗忠。他写道:「在我心目中,中华民族历来缺乏真正能够称得上『哲学』的思考。唯一能称得上哲学的,在先秦诸子中,大概就是一部《周易》加半本《老子》,其余的只能称为『哲理』而难以称为『哲学』。」这个观点在今天来说已不新鲜了,有意义的在后面。他接着提出两个激动人心的例子作为《周易》里包含唯物主义的左证:「其一,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在1703年提出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次序图》相吻合的《论二进制计算》,成为现代计算机的理论基础。其二,现代生物学研究成果表明,DNA脱氧核糖核酸的遗传密码不多不少,正好六十四个。这些密码被破译之后,恰巧与六十四卦排列次序完全一致。」这个消息对于信息时代的今天,尤其是许多人很热qíng地要证明天下东西其实中国全有的时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有意思的还在后面。赵晓生又写道:「六十四卦之间的变化过程呈现出一条美妙jīng巧的曲线,显示事物之变易既非直线状,又非阶梯型,而是一种既均衡又不对称但富有规律,秩序井然的升降曲线。我在这一曲线中寻出它们在数的增减上的规律,并深深为这一yīn阳势力互相消长的复杂运动所激动。我认定,这是一条极有希望的途径,可以引导我去探求一个『蕴涵丰富,秩序井然的天地』。」且不论赵晓生的作品《太极》是否可能通向那一个天地,重要的是他告诉了我们两点:第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法里缺乏逻辑的动力,给他的创作带来了障碍。第二,他企图以中国的唯物主义哲学成分为基础,建设一个中国音乐的科学天地。这表明赵晓生承认音乐里的科学的物质的部分,而这部分亦是由逻辑xing的次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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