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陋的木头造的家就在大路边，睡在家里和躺在大马路上没有两样；街坊邻居的谈笑声、咒骂声就在耳边。huáng昏时分，成群结队的少年家嚼着槟榔，足登日本木展，咔啦咔啦地踩过街头，往上茄萣去；那儿有乡里唯一的戏院，戏院中放着一排一排板凳，角落里散着刺鼻的尿味。周末的时候，常常有脱衣舞的cha放。
台风一来，海水跟着倒灌，年年闹水灾。有一回在倾盆大雨中搭客运车从学校里回来，下车时，车门一开，习惯xing地蹬脚下去，扑通一声，人却大半个泡在水里。板凳、竹篓、瓶瓶罐罐，都漂在街上。涉着及腰的水回家，丢了书包就赶到街心去摸鱼。
茄萣人讲话声音特别大；是因为在广邈的沙滩上、在呼啸的海风中对话，需要扯着喉咙喊叫吧！乡人的台语有一种特殊的腔调，和中北部农村里的人非常不一样，听起来很刚硬朴直，三句两句间夹着“猴”的口头禅，好像是茄萣渔民的标记。当我说台语时，卖鸭子的妇人会笑得很开心：“你的台语有一个腔，真好听呢！这个查某婴仔真有人缘。”然后一刀霍下，把血淋淋的鸭头斩下。
卖鸭子的妇人叫做“驼背嫂”，她的丈夫叫“阔嘴的”，长着很阔的一张嘴，像唐老鸭。一年到头我见他背着鱼篓，赤着脚，脚板又大又扁又黑，踩在地上，紧紧地扣着地面，两只脚板竟然像两只鞋子。“阔嘴”的兄弟叫“黑鼻仔”，鼻子上有块大黑斑，好像不小心滴了墨水似的。“黑鼻仔”喜欢卖弄成语，有一次，他生气地对“驼背嫂”说：“你不要‘指jī骂狗’，你在说谁‘烂蕃薯充数’？”“驼背嫂”的女儿书读得很好，但是小学毕业就被送到针织厂作女工去了。
“查某的，读册有什么落用！”她劝告我的母亲，“现在让伊去打拼赚钱，廿岁出嫁时，金银首饰嫁妆都赚到了。查某的读册，再读也是别人的！”“驼背嫂”隔壁的肥胖阿珠，有好几个女儿；每一个都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卖到高雄的茶室里去。没几年，阿珠就起了楼房。
而我们，继续过着清贫的日子。学校的家庭调查表上总有“家庭经济”
一栏，不晓得谁先想的，我们总是填上“小康”两字。可是家里破旧宿舍的墙壁总是斑驳脱落的，一块一块的水渍痕迹和落漆的秃处造成一幅蛮恐怖的画。下雨天，到处漏水；连卧室里都是一地的泥泞。每次填“小康”之前，大概总是开学注册的时候，也就是母亲到对街西药房那儿去借学费的时候。
有一年，一个警员拿了把执勤的枪she杀了他刚考上初中的十三岁女儿，然后用枪对准额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才三十五岁。据说是因为四处借不到女儿的学费，一时想不开。
另外一个警员用摩托车载着刚考上高中的儿子到高雄去筹学费，在冈山的平jiāo道撞上了火车，人倒过来让头cha进松软的稻田里。儿子的身体夹在铁轮里被拖得老远。
十五岁的我，觉得茄萣很陌生，可是还蛮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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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价值判断渐渐在我脑中成形，茄萣就不好玩了。
海滩上堆着每天两万人所排泄、制造的垃圾，堆成一座一座发着恶臭的小山。海风一chuī，垃圾满天弥盖，擦过什么的卫生纸会“啪”一声贴在脸上。黝黑的孩子们在垃圾山之间追追打打，玩躲蒙蒙的游戏。
庙前的戏台演着歌仔戏，巨大的扩音器把作假的哭调放大到不能忍受的程度。过了午夜，“我的苦命儿哟”的哀嚎还笼罩着整个村镇。塞着耳朵深夜读书，我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吃人的世界里。这哪儿是文化呢？台风年年来，海水倒灌年年来，咸死了椰子树，也把乡民抛到大海里的病死猪又漂上街来。浮浮肿肿的，眼睛陷进腐ròu里，只剩一条fèng。“死猫挂树头，死狗任水流”，防风林里木麻huáng枝上，到处吊着尸身腐臭的猫。死狗和死猪三三两两地点缀着海滩，太阳一出来，尸ròu开始蒸腾，惹来密密麻麻的苍蝇。清洁队员在街上掏yīn沟，用一很长长的杓子把乌黑恶臭的淤泥挖上来，倒在沟的两边；说是台风过后，沟中必须喷消毒剂。
可是从沟中掏上来的污秽却就曝置两旁，一天又一天地搁着，似乎谁也不在意。
“阔嘴”有一天突然失踪了，一天一夜没回来。驼背嫂到派出所去报案。
第二天有人在沙滩上捡到一节人腿，连着被咬断的裤脚送到派出所来。
有一天，同学在上大学的哥哥也失踪了。听说是读了不该读的书，说了不该说的话。
听说五个便衣警察半夜到他家里去搜查，把他捕鱼的老爸吓得哭了。
有一天，驼背嫂十六岁的女儿拿了一袋糙虾到表叔开的冰冻厂里去冰冻。表叔把铁门一拴，就把她搂抱起来，她又撕又咬地一路逃出来，在我的窗外对驼背嫂哭诉。
利用课余时间看罗素、尼采、卡夫卡的我，每天清晨搭台南客运到学校上课。客运车驶过千疮百补的路面，经过湾里的南定桥，颠颠簸簸地在晨曦中行走。当时我当然不知道，南定桥下那一堆堆乱七八糟的垃圾，老是冒着臭烟的垃圾，就是在制造戴奥辛；也不知道，与我擦身而过的年轻女人几年后要产下无脑的婴儿。廿岁的我，只知道我不愿意带朋友到茄萣乡去，不希望朋友知道我住在那么一个肮脏、丑陋、落后、鄙俗的地方。
我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茄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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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异国的几年，很少想到那个对我不甚重要的茄萣。只有一次，在纽约的中文报纸上，读到一个警员判刑的新闻。这个警员以贪污受捕，虽然贪的只是很小的数目，好像是一两千块台币吧！司法当局为了“杀jī儆猴”，将他判了死刑。
在遥远的、下雪的纽约，读报的我流下了眼泪，久久止不住的眼泪。
我想起那个拿枪对着自己骨ròu的警察，那个载着儿子奔驰借贷的警察，想起我所常见的那些破烂不堪的警察宿舍、宿舍中拥挤的、成群的幼小子女，还有那些子女所倚赖的一个驼了背的父亲与他卑微的所谓薪水？ .泪眼中，我为那个将受死刑的人伤心，人的命，再贱也不过如此吧？那一两gān块钱，是为儿子缴学费的吗？决定他罪应至死的人自以为替天行道，而事实上只是因为自己不曾受过贫贱的折磨，不知道“贫贱不能移”的艰难，而“杀jī儆猴”
也只是不敢直接杀猴的借口而已。我的眼泪里有愤愤的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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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在踏过千山万水之后，我又回到了茄萣。
兴达港正闹着“绿牡蛎”的问题。可是海滩上没有了垃圾。滨海新建了一条笔直的大路，车辆很少；渔家用路面来晒鱼翅。戏台一座接着一座，正演得热闹。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穿着黑色的唐装，卷起裤角，坐在板凳上看戏。“阔嘴”，也该是这个年龄吧？光着头的国中生跨坐在脚踏车上，望着台上出神。
我站在路边，望着这些人出神。海水就在耳边刷刷响着，轻轻扑着沙滩。熟悉的夕阳正在同一个角度缓慢地沉落，余晖把戏台前的人都笼罩在一层淡淡的霞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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