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先查挪用，后查贪污。而且，在追补赔偿时，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无论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这一下，贪官们最后一条退路也被堵死。
雍正的高明，还不仅于此。
就在举国上下穷追赃款、整治贪官的同时，雍正也在思考一个更带根本xing的问题：怎样才能从制度上杜绝贪墨，保住官员的清廉？
这个问题想得很深。我们知道，反腐和倡廉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倡廉比反腐更重要。没有保证官吏清廉的制度，腐败就会像割不尽的韭菜，一茬又一茬，真的“野火烧不尽，chūn风chuī又生”。于是，雍正决定进行两项重要的制度改革，那就是耗羡归公和高薪养廉。
耗羡，也就是我们前一章说到的“常例”，即火耗、米耗等等。是一种正常税收外的附加税。这是一种半公开、半合法的贪污，弊端甚多。
雍正规定，归公的耗羡，有三大用途。一是填补亏空，二是留作公用，三是发放“养廉银”。这是耗羡归公的配套措施，也是反腐倡廉的配套措施。雍正为人虽然不免冷酷刻薄，但他的冷酷刻薄只用于权力斗争，也只施加于他仇恨和憎恶的人。对于一般人，他是通qíng达理的。他并不要求官员们饿着肚子办公（也办不到），相反还主张他们有体面的生活。他认为，大小官员，都应该“取所当取而不伤乎廉，用所当用而不涉乎滥”，既不可以盘剥百姓鱼ròu子民，也不可以故作清贫沽名钓誉。但是，俸禄不能提高，而贪污又不允许，官员们怎样才能保证生活的体面呢？这就要靠“养廉银”。所以，耗羡不可不收，也不能不给官员们用，但要有规矩。一是要适度，二是要合理。其标准，则是官职的高低、政务的繁简和赋税的多寡。由这三个坐标系定出养廉银的数额，多收就是贪墨。
现在雍正几乎把所有导致腐败的漏dòng全堵住了。他应该成功了吧？可惜没有。
雍正改革赖以成功的条件和他改革的目标是根本相悖的。雍正要惩治的是腐败，反腐败的力量是他的特权，而特权又恰是腐败之源。没有特权，不会滋生腐败；没有特权，又无法惩治腐败。这是一个死结。在封建专制的王朝时代，没有人解得开，雍正也不例外。
还有一点，也是雍正想不到的。他改革的阻力，并非只是一批冥顽不化或居心不良的官员，还有qiáng大的传统势力。这种势力是一种文化力量，并百哪个人可以扭转和对抗。比方说，他能不让人们讲人qíng，讲面子，讲世故吗？不能。那他就无法根除这些现象：请客送礼、拍马逢迎、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地、争风吃醋、担忧、损公肥私、敷衍搪塞、扯皮推诿、人qíng大于王法等等。这些东西不铲除，政治的清明和官吏的廉洁最终都只能是一句空话，被整治的腐败迟早也会死灰复燃。
雍正当然不可能反对特权，反对人治，反对传统文化。
所以雍正他成不了赢家。
七、谁是赢家一
雍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
雍正总是那么稳cao胜券斗志昂扬。前半生，他为夺取皇位而斗；后半生，倔为巩固政权而斗。他斗败了兄弟，斗败了权臣，斗败了贪官，也斗败了被他认为是沽名钓誉的清官。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还算贴心的人。那么，他感到胜利的喜悦了吗？
不，他感到很窝囊，很委屈，还有点犯虚。
这似乎很矛盾。雍正，他不是一直都充满自信问心无愧的吗？是这样。在所有的斗争中，这个满族汉子都没犯过怵。整治年羹尧时，近臣中有人怕年在陕西称兵作乱，劝雍正不可过严，雍正把这种劝告无识之见。他说："dòng观远近qíng形，深悉年羹尧之伎俩，而知其无能为也。"雍正心里有数，胆气很足。他对自己的评价也不低："朕反躬自省，虽不能媲美三代以上圣君哲后（元首），若汉唐宋明之主实对之不愧。"倔认为自己比得上汉唐以来历代君主。这不是大主不惭，是有事实做根据的自信。
既然如此，又何必编印什么《大义觉迷录》
《大义觉迷录》堪称奇书。它首先奇在皇帝与逆贼对簿公堂。中国古代，民千官的事都极为罕见了（告也可以，告赢了也要判刑），皇帝自己跑到公堂上充当被告，与谋逆的反贼一本正经一五一十地展开"法庭辩论"，真是千古奇闻！辩完了还不了事，还要把辩论公布于众，就更是近乎天方夜谭。只有雍正这样的奇人才做得出这样的奇事，也只有雍正这样的奇人，才会制造这样的奇案。
制造了这一奇案的《大义觉迷录》大体上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收入郑一的雍正特谕两道。两道特谕，都是针对曾静的指控而来。第一道主要讲清朝顺天得民，是大一统的正统王朝，满洲不过是清人的籍贯，清人从李自成手上夺取政权是为大明报仇等。这是为大清政权做辩护。第二道主要逐条驳斥曾静对雍正谋父、bī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yín色、诛忠、任佞十项指控，是为雍正自己作辩护。这两道特谕，无妨看作是雍正作为"被告"的辩护词。不过，第一道是作为帝国法人代表的陈述，第二道才是自己的答辩。
二、收入卷一的"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和收入卷二的"奉旨问讯曾静口供二十四条"。前十三条，批驳曾静写给岳钟琪的信中的主要观点；后二十四条，批驳曾静<知新录>一书的主要观点。这些批判，由内阁九卿大臣与刑部组成特别法庭，通过法官询问口供的方式进行。法官问的问题，都是雍正亲自拟定的，并以圣旨下达，故称"旨意问你"。不过那些问题，又不是简单的提问。有的长篇大论，实际上是阐述雍正的观点。雍正阐述完毕，再问曾静有何话说，因此无妨雍正与曾静的法庭辩论。不过，这种法庭辩论，世界上独一无二。被告并不出场，由法官代表被告发言，此奇一也。被告控制法庭，法官形同木偶，此奇二也。被告提问，原先回答，实则被告变原告，原告变被告，此奇三也。原告答辩，只能赞同被告观点，并批判自己，或为自己辩解，此奇四也。另外，法庭辩论自始至终都没有律师出场。中国古代没有律师制度。即便有，也不会请。雍正没有必要请律师，曾静则没有资格，也不敢。
三、刑部大臣杭亦禄询问曾静的供词，内阁九卿对此案的审理意见，雍正对此的批复决定。在这一部分，曾静是被告，雍正又变成了法官。他的上谕和内阁的奏本，则无妨看作合议庭与最高法院大法官对量刑判决问题的讨论。
四、曾静、张熙等人思想履行的过程和心得体会，包括他们的一些供词和曾静新蓍《归仁说》。这时，曾静和张熙的身份，是免予刑事处分并已被改造好了的犯人。
上述四个部分中，最有趣的是法庭辩论。比如"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的第一条就很有趣。针对曾静对大清政权和雍正皇帝的指控，特别法庭的审判官们代表被告（雍正和大清帝国）提问说，奉旨问你：你在写给岳钟琪的信中有谁该得政权、谁该当皇帝之类的话。我朝（指清朝）积德累功，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创业，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继统，太祖高皇帝（顺治帝福临）建国。这正是顺天命、从民心、成大功、建大业、参天地、法尤世的至道。你生在本朝，难道不知列祖列宗为天命民心所归，却说什么"道义所在，天未尝有违"。这是什么意思？原告曾静答辩说："弥天重犯（曾静自称）这些话是泛说。自古帝王之兴与帝王这在位，皆是顺天命得民心的。天命顺、民心得，从而兴起在位，即是道义之当然。弥天重犯生长楚边山谷，本乡本邑以及附近左右，并没有达人名士在朝，而所居去城市又最远，所以盛朝功绩传闻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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