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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人录_易中天【完结】(61)

  下面曾静接着说,自从去年(雍正六年)被押解来京,见闻渐广,才知道真龙天子兴于东海之滨,列祖列宗承承继继,不但非汉唐宋明可比,简直就直追三代,有如西周昌盛。但在西周,说起来也只有文王、武王两位圣君,称得上是"极致",哪里比得上本朝,"叠叠相因,日远日大,愈久愈光",一代更比一代qiáng!太祖高皇帝开创王基,太宗文皇帝继体弘业,世祖章皇帝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康熙)深仁厚泽,遍及薄海。到我当今皇上(雍正),更是天纵聪明,恢弘前烈,创造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已达到礼乐文明的最高境界。"此正是天命民心所归,乃道义之当然,参天地,法尤世,为天运文明之隆会。"最后曾静辩解说:"从前弥天重犯实实陷于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以自外于圣世。"至此,这一问题辩完,并无下文。

  其他的法庭辩论,中国史上独此一份,世界史上想来也不会多。它的奇特,倒不在被告的气势凌人和原告的唯唯诺诺,甚至也不在原告撤诉认罪转弯之快和转弯之大--本来指控清王朝不该得天下、雍正不该当皇帝的,此记得却说清王朝超过了周秦汉唐宋明,雍正帝是最伟大的皇帝,还在于双方使用的逻辑。得民心者得天下,顺天命者为正统,这是双方都承认的逻辑前提。据此,则只有证明清王朝顺天命,雍正帝得人心,才能证明其政权和帝的合理合法。但要这样讲,官司就打不赢了。也不是打不赢,根本就打不成。因为得不得人心既不能通过民意测验或社会调查来确定,顺不顺天命更是一个说不清的事qíng。因此,双方都得另辟蹊径。

  雍正的逻辑是:你曾静既然生在本朝,就应该知道本朝是顺天命得民心的。这显然是qiáng词夺理。如果生在某朝就能证明某朝合理,那么,纳粹时代的德国人便都可以证明希特勒"顺天命得民心"了。曾静的逻辑也很可笑。他的逻辑是:凡是新兴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都是顺天命、得民心的。既然如此,清王朝和雍正帝也不例外。那么,新兴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为什么"都是"顺天命、得人心的呢?因为不顺天命就无从兴起,不得人心就不能在位呀!这就既是因果倒置,也是循环论证。它使我们想起恩格斯嘲笑过的德国庸人逻辑:凡是合理的都会存在。我存在,所以我合理。它也使我们想起民国时一位军阀的逻辑:自古英雄都好色。我好色,所以我是英雄。

  如此荒诞的逻辑,<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比比皆是。

  其实逻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话的权力。有权不准别人说话,或只准按自己的意思来说,再没理也能说得振振有辞。

  雍正要向世人显示的,便正是这个权力。专制帝王的权力向来就至高无上,可以生杀予夺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也如此而已。雍正却嫌不够。他还要做到"君要臣说,臣不得不说"。岂止不得不说,还要说出"理"来。换言之,明明是专制,还要做开明状。于是雍正也好,曾静也好,都得挖空心思。

  雍正确实费了老大jīng神,也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从接到岳钟琪密奏那一天起,他的态度就出奇的冷静。他没有bào跳如雷,也没有糙率从事,而是jīng心策划了一种"出奇料理",把小事qíng做成了大文章。这篇大文章就是:我雍正皇帝不但能治理山河,治理国家,也能改造思想改造人。因此他下令优待曾静--当然是在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吃尽苦头又吓得半死以后。比方说,审讯时要和颜悦色,耐心开导;押解来京的路上吃好住好慢慢走,好好看看大清帝国的太平景象,体验雍正皇帝的深仁厚泽;到京后住幽州别墅,过舒适生活,让他知道悔改的好处等等。雍正甚至把朝廷的机密文件都赐给曾静阅读,让他看看他rǔ骂的这个皇帝,空间是昏君、bào君,还是仁德之君、有为之君、开明之君。

  曾静这个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原本是穷乡僻壤的一个穷酸秀才,哪经过这种场面,见过这种世面?很快就被雍正连哄带吓收拾得服服帖帖。他不但全盘推翻了自己过去对清王朝和雍正帝的指控,而且下决心革心洗面,重新做人。他说自己从前是畜生,现在才转了人胎。他痛哭流涕地检讨自己,说自己真是鬼迷心窍,屎糊了眼睛,身在福中不知福,错把恩人当仇人,真是应该千刀万剐。但就是千刀万剐,也要尽人子的孝心,尽人臣的忠心。如蒙皇上宽宥,倔曾静愿意走遍天下,挨家挨户去批判吕留良的歪理邪说,宣传当今皇上的仁政和圣德。

  不能说曾静说的都是假话。他这些话,毕竟不是bī供bī出来的。但这些话空间有多大价值,却值得怀疑。因为曾静原本就没有什么地位和影响,也没有多少思想和学问,充其量不过一个狂悖小人和跳梁小丑而已。他说要一瘵推翻大清王朝,让吕留良或者他自己来当皇帝,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既然这家伙原本就没有什么分量,即便翻然悔悟,也没多少价值。而且,因为他让家乡父老大丢脸面(用雍正的话说就是"贻羞桑梓"),因此倔回到湖南做报告时,长沙城里还贴出了匿名的传单,扬言要把他从官府中抢出,沉到深潭里处死。

  然而雍正却把他当作宝贝。这也是不得已的事qíng:就这么一个宝贝嘛!阿其那、塞思黑、年羹尧、隆科多他们倒有价值,但他们肯悔改吗?再说,他们也没有公开攻击过雍正,更不会速写大清政权。他们只想夺权或揽权,不会说这政权不合法。没法子,只好把曾静这狗ròu包子抬上席去。好在苍蝇也是ròu,有一个总比没有qiáng。

  问题在于,雍正为什么非得要有这么个思想改造的典型不可?

  这同样也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至雍正即位,清人入关已有四分之三个世纪。但汉人对满人的政权,仍不能完全认同。不少人仍坚持认为,满人是夷狄,而夷狄是禽shòu。“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shòu”,即为当时之民谣,并为曾静的控词所引用。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搅和在一起,很是麻烦。雍正自己的麻烦也不少。康熙末年,储位斗争隐蔽曲折,扑朔迷离,充满神秘和不可解之谜。雍正领先自己的冷静、沉稳、权谋gān练、胜人一筹并脱颖而出,但在不明内qíng的人看来,却难免篡位之嫌。此外,打击允禩兄弟,惩治年、隆诸人,迭兴大狱,株连甚多,难免给人以“残bào”、“灭亲”、“诛忠”、“屠臣”的口实;锐意改革,铲除积弊,清查钱财,整饬吏治,摊丁入亩,打击朋党,都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又是追赃,又是抄家,又是罢官,又是杀人,也难免蒙受“cao切”之讥。由于当时能够左右舆论的,多为“持不同政见者”,因此舆论对雍正颇为不利。他被描绘成篡夺皇位的伪君、没有人伦的畜类、残忍戾nüè的bào君。曾静的指控,不过是社会舆论的集中反映。这些舆论,雍正以前也有风闻,但只能把无名之火憋在心里,发作不得,因为找不到对手。现在,曾静自己跳了出来,这就给了雍正一个机会,一个洗刷自己冤屈和为了自己辩白的机会,岂能放过?何况,这一洗刷和辩白,如果由诽谤者自己来进行,则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但能够把扳本,而且还有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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