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蒯聩重新上车后，表现却非常出色。他不但救了受伤的赵鞅，还接替赵鞅指挥战斗，缴获军粮一千车。所以战后论功行赏，蒯聩便自称是车右中功劳最大的。赵鞅的驾驶员则说，骖马的肚带快断了，我还能控制战车，我是驾驶员中功劳最大的。为了证明这一点，这位驾驶员往空车里面装了些小木材，骖马的肚带立即就断了。3
这就是chūn秋的战争。
的确，战争在chūn秋是荣耀的事，也是体面的事，还是君子的事，因此流血而不嗜血，有血xing而无血腥。即便是城濮这样的大战，时间也只有一天。一旦决出胜负，就各自收兵，绝不赶尽杀绝。像越王勾践那样把吴都一围三年，已是蛮夷作风和战国做派，为正人君子所不耻。
然而在战国，一场战争打几个月，是很正常的。杀人上万，也稀松平常。比如秦国，从献公到嬴政，大规模歼敌的战争十五次，敌方死亡总人数一百零二万八千。其中最惨绝人寰的，是秦将白起在伊阙之战斩敌首级二十四万，在长平之战活埋降卒四十万。4至于屠城这样的野蛮行径，当然也是战国的发明。5
世道变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天子没了
为新时代加盖公章的，是周威烈王。
公元前403年，威烈王签署命令，册封晋国赵籍、魏斯、韩虔为诸侯。原来的晋君也保留了名位，但仅有绛和曲沃。其他地盘，尽入赵、魏、韩。6
chūn秋时期的头号霸权大国，就这样没了。
三个新的国家，则在分裂中诞生。
没人知道周威烈王当时怎么想。也许，在这样一个礼坏乐崩的末世，天子还能行使封邦建国的权力，是应该窃喜的。但他同时也应该清楚，这一回的封建跟当初封齐封鲁，后来封郑封秦完全两样。那时，是天子想封谁，就封谁。现在，却是让你封，就得封。一样吗？
其实，不但赵、魏、韩是崭新的，整个天下都今非昔比。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国家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叫“城市国家”；7另一种则是中心城市（国都）加许多城市再加广阔农村，叫“领土国家”。chūn秋是两种国家并存的。那些霸权国都是领土国家，许多被吞并的小国则是城市国家。
这样的小国，战国时还有吗？
没有。战国七雄，都是领土国家。当他们横行天下时，不要说那些小小的城市国家，就连许多中等规模的领土国家，也都被兼并或变相兼并。郑，不就被韩国灭了吗？卫，不是变成了附庸小国吗？
更重要的，是主权。
西周的邦国是没有独立主权的，礼乐征伐都必须自天子出。chūn秋的邦国则有“半独立主权”，诸侯可以自由地征税、扩军、宣战、媾和、结盟，甚至吞并小国，侵略天子，压迫中央，根本不把王室放在眼里。同样，那些qiáng大qiáng悍的氏室，比如鲁的三桓和晋的六卿，也公然无视公室的存在，自说自话地征税、扩军、宣战、媾和、结盟，吞并其他氏族。这哪里还是家？明明是国。
鲁、晋、齐的国君，岂非形同虚设？
这时的天子，也徒有其名。
当然，名分还是重要的。就算夫妻离婚，房产过户，也得办手续。所以三家分晋，田陈代齐，还需要周王认可。这位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就相当于民政部门和房管部门。但，这与其说是法理如此，不如说是习惯使然。
习惯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改变起来也并不那么麻烦。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自己变成王。这事楚人在西周时就试运行过，到东周则正式称王。以后，又有吴和越。当然，他们都是南方蛮夷，并不算数。
进入战国后，北方诸国也纷纷见贤思齐，相继称王。8就连奄奄一息的宋也不甘寂寞，秦和齐甚至还曾称帝（但很快恢复为王）。总之，大约在战国过了三分之一的时候，所有的公国都变成了王国。
公国变王国，意义重大。
意义不在等级和面子。名号体现的是国家xing质。从夏到秦，名号不断变更，xing质也不断变革。大体上说，夏方国，商伯国，西周侯国，chūn秋公国，战国王国，秦汉帝国。方国就是部落国家，伯国则是部落国家联盟成员国。这时，国家形态还不成熟，无所谓主权。西周建立特殊的国家联盟，成员国即侯国。但诸侯国系周王所封，所以又叫封国或邦国。侯国是没有独立主权的。变成公国，就有了半独立主权；变成王国，则有完全的独立主权。
没错，独立王国。
一个由独立王国组成的天下，可是不需要什么共主的。日薄西山的周，后来也分裂为两个城市国家，分别叫东周国和西周国。他们的国君也不敢再称王，而是称君。这时，不但诸侯们都已成为国王，就连苏秦也死了。
这样看，当年威烈王册封三晋，周安王册封田和，其实是给自己签署了死刑判决书。这死刑判决，是给封建制度的，也是给邦国时代的，更是给周天子的。
是的，天子没了。
但，天子又似乎是不能没有的。大家都是王，等于没有王。因此，国王们只能频繁地发动战争，最后打出一个天子来。
这个新的天子，就是秦始皇。
秦始皇建立的，是帝国。
帝国是一定要建立的，也是一定会建立的，却未必一定由秦来建立。比如楚和齐，便都有资格。所以秦兼天下，楚最不服；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不过在我们看来，最该后悔的却不是楚，更不是齐，而是魏。
这错不该犯
魏惠王最大的错误，是看走了眼。
的确，如果不是魏惠王小看了一个人，那么，在战国激烈的竞争中，最后胜出的就可能不是秦，而是魏。事实上，魏在战国初期，原本是最有活力也最有希望的。魏的第一任国君魏文侯，雄才大略，奋发有为，礼贤下士。他不但自己拜在孔子学生子夏的门下，还请来子夏的两个学生做左膀右臂，这就是政治家李悝（读如亏）和军事家吴起。再加上大名鼎鼎的地方官西门豹，文侯的麾下人才济济，魏国的发展也蒸蒸日上。相反，这时的秦国还被视为戎狄，毫无起色。
这就像极了chūn秋。chūn秋，是郑国先崛起，然后让位于晋。战国，则是魏国先兴盛，然后让位于秦。战国的魏文侯，就是chūn秋的郑庄公。看来历史的选择并非先入为主，后来居上反倒极为可能。这实在是意味深长。
那么，秦又为什么能后发制人？
因为商鞅。9
至少，商鞅的作用很大。
商鞅是孟子和庄子的同时代人，但比他们俩稍微年长一点。因为后来受封于商，所以被称为商君或商鞅，其实本名叫公孙鞅，又叫卫鞅。顾名思义，可知他本是卫国的公族。但可惜，他这个公孙是庶出，卫国又已沦为魏国的附庸。于是年轻时的商鞅或公孙鞅，便只能去做魏国宰相公叔痤（读如磋）的家臣。
这时的魏君，就是魏惠王。
魏惠王是很器重公叔痤的。因此公叔痤病重时，魏惠王就去探望，并询问后事。魏惠王说：先生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寡人和寡人的社稷可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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