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叔痤推荐商鞅接替自己。
魏惠王听了，一言不发。
于是公叔痤就请魏惠王屏退左右，然后说：王上，如果不用公孙鞅，那就一定要把他杀了，别让他跑掉。
魏惠王说：诺。
惠王一走，公叔痤就把商鞅叫来，把所有的qíng况都告诉了他。然后抱歉地说，我这是先公后私，先君后臣，你就赶快跑吧！
商鞅却淡然一笑说，大王既然不能听主公的话而用臣，哪里又会来杀臣？
不出商鞅所料，魏惠王果然没杀他。不但不杀，还对身边人说：公叔怕是病糊涂了吧？居然要寡人用公孙鞅为相。这不是太搞笑了吗？
其实公叔痤一点都不可笑，反倒是魏惠王很快就悔之莫及。二十年后，魏国连吃了两次败仗。第一次是败给齐国，结果是大将庞涓战死，太子申被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陵之战，是军事家孙膑的杰作。
败给齐国的第二年，魏国又败给了秦。这一仗，则是商鞅的杰作。当时，魏军的统帅是公子卯（读如昂），与商鞅可能有点jiāoqíng。于是商鞅就写信给公子卯说，你我在魏国，本是好朋友。现在成为敌人，实在是下不了手。不如我们私底下讲和，然后各自回国去安定国家。公子卯以为然，毫无防备地前来赴宴。他哪里知道，这一仗原本就是商鞅要打的，屏风后面也埋伏了甲兵。商鞅一声令下，甲士蜂拥而出，秦军也乘势出击。结果，魏军大败，公子卯被俘。
商鞅这招，多少有点不地道。他是把jiāoqíng变成了武器。但，兵以诈立。何况商鞅与魏国，也早已恩断qíng绝，哪有什么信誉可言？
然而一败再败对于魏国，后果却很严重。再也无力支撑的魏惠王，只好割地求和，并把国都从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迁到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所以后来他也被叫作梁惠王。这时，他终于明白公叔痤并不糊涂，糊涂的是他自己。魏惠王一声长叹说：寡人只恨当初没听公叔痤的！
说这话时，估计他连肠子都悔青了。
是的。这个错误，他不该犯。
商鞅是在公叔痤病故后离开魏国的。他走的时候，没有依恋，也没有纠结。实际上从chūn秋晚期开始，士，即当时的知识阶层和白领阶层，便都是天下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天下比邦国重要得多。就连最有道德感如孔子，也不过是离开鲁国的时候走得慢点，离开别国的时候走得快些。至于公孙鞅，就更不必有什么过意不去。是啊，魏惠王既然不肯用我，那我就跳槽。
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商鞅的留爷处，就是秦。
只能霸道
商鞅去见秦孝公，据说带了三套方案。
哪三套方案？
帝道，王道，霸道。
三套方案，分了三次来谈。先说帝道，孝公无动于衷；再说王道，孝公昏然yù睡；最后说霸道，孝公听得入神，膝盖移出了座席都没有感觉。
这完全不奇怪。因为这时的秦，qíng况相当不好。秦穆公称霸中原的梦想破灭后，霸权就一直在晋楚两国手中。东边的晋，南方的楚，把秦国挤压在狭小的戎狄地区，完全没有发展空间。而且，无论是华夏正宗晋，还是蛮夷之邦楚，都视秦人为夷狄，不邀请甚至不允许他们参加中国的盟会。10这实在让人憋屈。
秦孝公下令求贤，就是要改变现状，让秦国迅速崛起。
目的如此明确，帝道和王道便显然不合时宜。帝道即尧舜之道，王道即汤武之道。前者属于部落时代，后者属于邦国时代，都不适用于战国时代。秦孝公跟商鞅讨论兴国之路，话也说得很清楚：帝道和王道固然好，但当真实现起码也得几十上百年，寡人哪能等那么久？
空谈误国，实gān兴邦，得来点管用的东西。
管用的，是霸道。
表面上看，霸道就是五霸之道。但在商鞅那里，却其实是qiáng国之道，甚至是qiáng国之术。术当然比不上道，可惜道不能当饭吃。何况兵qiáng马壮，才能称王称霸；先成霸业，才能再成帝业。这道理，商鞅清楚，孝公明白。
于是重用商鞅，行霸道，变法度。
所谓变法，其实就是改制。改哪个制？邦国制。邦国制的特点是分权。天子分权予诸侯，因此封邦建国；诸侯分权予大夫，因此封土立家。可见，分权、封建、邦国，是三位一体的。
然而权力一旦下放，就收不回来；下级一旦qiáng势，上级就只好空城。结果是前有五霸，天子被架空；后有三桓，诸侯被架空。架空了诸侯的大夫如季孙氏，又被家臣架空。国君被架空，国必亡；家君被架空，家必灭。于是晋国分裂，齐国易主，鲁国衰落。教训啊！
痛定思痛，必须变分权为集权，改周制为秦制。
问题是，怎么改？
釜底抽薪。
什么是釜？封建贵族。什么是薪？爵位世袭，采邑私有，无功受禄。chūn秋那些跋扈的贵族，无论鲁国的公族，晋国的卿族，三桓六卿，都如此。正因为有此特权，国君才拿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也才能拥兵自重，盘踞采邑，架空国君。显然，要想集权救国，必先gān掉贵族。
当然，贵族不可能马上被消灭。商鞅的办法，是以新贵代旧贵。具体方案，则是不论血统论军功。新法颁布后，所有的贵族都必须先从没有军功的宗室做起，然后按照军功的大小重新确定尊卑、贵贱、爵位、俸禄。没有军功的，取消名位，降为民户中的地主和富人。有军功的，爵位最高也不过封侯。而且，只要有军功，哪怕不是宗室，也能封侯，成为新贵。
新贵和旧贵，有什么不同？
旧贵是领主，新贵是地主。按照周制，大夫对自己的采邑（家），是有治权的。而且这治权，诸侯还不能gān预。采邑中的臣民，包括家臣和子民，在法理上和道德上都只忠于家君（大夫），不必也不能忠于国君（诸侯）。然而按照秦制，新贵（侯）对自己的封地，则既无产权，又无治权，只有财权。也就是说，他们只收租税，不理民事。原先附属于领主的那些臣民，则重新编组，由地方官管理，变成直属国君的编户齐民。
这一改革的直接结果是领主没有了。领主没有了，领地自然也没有了。从此，秦国不再有采邑，只有郡县。全国设为三十一个县，置县令（县长）和县丞（副县长）治理。以后夺取他国之地，也不立封国和采邑。既没有领地，又没有领主，也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贵族。
没有了贵族，就没有了需要世袭的爵位。因此，无论卿大夫，还是地方官，所有官员都由国君任命，按能力任职，不再按爵位世袭。有能力有才gān的，即便不是秦国人，也可以进入领导层和决策层。
这就是商鞅的政治体制改革，它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这样一种根本xing的变革，当然不可能由商鞅一人来完成，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然而在这里，我们却分明看到了未来帝国的影子。
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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