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儒学的意义所在。至少，有这么一些观念作为全民共识，统一的帝国就有了统一的思想，也就不但能够实现书同文，还能实现行同伦。因此，汉历史虽被王莽拦腰砍断，汉文明却不但没有断裂，反倒走向了世界。
儒家伦理不是信仰，胜似信仰。
然而儒学又毕竟不是信仰。信仰可以不讲道理，因为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请参看本中华史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因此要么坚信不疑，要么不予理睬，没什么可讨论的。
相反，儒学则是纯世俗的。儒家虽然也讲天命，但孔孟的天意其实是民意，董仲舒的天则不但不超自然，还与人合一。所以儒学不是宗教。它能够成为维护王朝统治的工具，不是靠信仰，而是靠权威。一旦王纲解纽，儒学就会权威顿失，汉民族的jīng神支柱也会轰然倒塌。
魏晋便正是如此。皇帝也好，礼教也罢，谁都不是老大，谁都没有权威。简文帝司马昱去世后，十一岁的孝武帝继位，到日暮时分仍不举丧。身边人说：皇上，依礼该哭了。孝武帝却说：想哭就哭，哪能规定时间？
礼崩乐坏啊！
崩坏未必不是好事，正如儒学的独尊自有原因。事实上，正因为独尊的儒学失去了权威，我们民族才迎来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而且是先有思想大解放（魏晋），后有文化大繁荣（隋唐）。
独尊的思想和思想的独尊，岂非可以不要？
当然。如果是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就不会有；如果是法治健全的现代国家，就不需要。由农业民族建立的统一大帝国，却不能没有政治和思想的权威。一旦失去，就会人心涣散，国家分裂，变成一盘散沙。
三国和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便是证明。
然而有此一劫，却该额手称庆。因为事实证明，此前帝国的文治和武功都已走到尽头，再无生命活力。否则区区一董卓，又岂能让好端端的大汉王朝土崩瓦解？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切，我们的文明便大约只能慢慢老去，一点一点地枯萎、衰败、腐朽，最后烂死，或者被外来的蛮族彻底摧毁，就像罗马。
这是文明的生命规律，除非你能关机重启。
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次机会。
但，谁又能刷新页面呢？
走向南北朝 重建核心价值和实现文化复兴的使命，照理说应该由士族来承担。因为他们是知识jīng英，也是两汉以后时代的主人。新文化不由他们建设，又该是谁，能是谁？
可惜，士族不堪此任。
产生于东汉延续到初唐的士族，是中华帝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其他民族和文明没有。欧洲的骑士也好，日本的武士也罢，都只是独立阶层，不是统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只有中华的士族，时间则主要在魏晋。
可惜这个阶级很不称职，因为他们统治的方式就是不统治，既不主张也不作为。有的人甚至上任多时，都不知道自己担任何官何职，或者故意装作不知道。
比如王徽之。
王徽之的职务是参军（相当于参谋），起先在大司马桓温帐下，后来任桓温之弟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但无论在哪里，都蓬头垢面，衣冠不整，无所作为。
有一次，桓冲来视察工作。
桓冲问：你在哪个官署任职？
徽之答：经常看见有人牵马来，好像是马曹。
桓冲又问：有几匹马？
徽之答：不问马。
桓冲再问：近来死了几匹？
徽之答：未知生，焉知死。
两句话都出自《论语》，牵涉到两件事qíng。第一件事是马厩失火，孔子只问伤人了没有，不问伤没伤马。第二件事是子路问什么是死亡，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的两处引用，都是故意断章取义，卖弄小聪明。
对此，桓冲无可奈何，徽之则更加放dàng不羁，有一次甚至坐进桓冲的车里，还说长官岂能独占一车！桓冲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在某次见到王徽之时对他说：你来的时间也不短了，好好工作，我尽快提拔你！
王徽之却不回答，只是看着高处，然后用手板支着脸蛋说：大清早到西山去，那里的空气很清新。
呵呵，这就是魏晋风度。
这样的风度当然误国误民，也是自掘坟墓。试想，一个政权如果号称属于某个阶级，而这个阶级中的人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它，请问还不该亡吗？
挡都挡不住。
实际上两晋之亡在于有病，而病因就在士族。士族与贵族的区别，在于贵族靠血统世袭爵位，士族靠门第垄断仕途。保证这一特权的制度，则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具体地说，就是把官职分成九等，叫官品；候选人的基本条件和综合评估也分成九等，叫乡品。评定乡品的叫中正（中正官），朝廷的吏部则比照中正评定的乡品给予官品。这就是荐举制，既不同于两汉的察举，也不同于隋唐以后的科举。
荐举是曹魏时期陈群的发明，乡品的评定也要看各方面的条件和本人的表现。但是到了东晋，就只看门地。门地就是门和地，即门第和郡望（籍贯）。比如太原王氏是西晋名门，琅邪王氏是东晋望族。王徽之可以在桓冲面前傲慢无礼，就因为他属于琅邪王氏，是王导的族人。
门第和郡望决定着人的命运。名门望族的子弟，不需要任何考核就能给予较高的官品，叫“门地二品”（一品永远空缺）。寒门和庶族则相反，只能做低级官员。由此造成的局面，就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结果又如何呢？
帝国没有了激励机制，个人没有了奋斗目标。一个世家子弟，几乎刚生下来就有做官的资格，那又何必努力何必奋斗？因此即便为官一任，也不造福一方。如果有人认真工作，还要被嘲笑，被讥讽，被视为俗气。
至于国家的兴亡，自然不必也不会关心。因为他们的荣华富贵是家族的门第和郡望决定的，不是王朝和皇上的恩典，那又何必管帝国的死活？因此高级士族中人大多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国难当头，首先想到的是保家，不是卫国，王衍的狡兔三窟和卖主求荣就是证明。
有趣的是，帝国似乎也没指望这些家伙保卫自己，朝廷授予世家子弟的大多是清要之职，地位高，待遇好，事务少，责任轻。繁杂而辛苦的工作，都jiāo给庶族寒门。久而久之，上层社会便充斥着无能之辈。除了清谈误国和腐化堕落，其他什么都不会，只能做寄生虫。
然而待遇和特权却一点也不少。根据西晋政府颁布的占田令，官员可以按级别占有近郊田。一品五十顷，依次递减到九品十顷。更重要的是，法令颁布之前大族多占的田亩并不需要清退，没占够数的却可以“依法”补足，真不知道帝国中央对贪腐的态度是遏制还是鼓励。
至少，也是默许。
社会不公的结果，是两晋比东汉更加迅速地腐朽。东晋倒数第三个皇帝孝武帝司马曜，甚至在三十五岁那年被自己的宠妃张贵人谋杀。原因则是好色的孝武帝跟三十岁的她开玩笑说：你这把年纪，就该废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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