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泪流满面，驻马不能前行。[62]
西夏那边，则有人题诗于边境寺庙：夏竦何曾耸，韩琦未是奇。满川龙虎举，犹自说兵机！意思很清楚：好水川里早已龙腾虎跃，大宋将领还在纸上谈兵。你们这帮空谈误国的家伙，根本就不是我们西夏的对手！[63]
这可真是冰火两重天。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胜利了的李元昊却居然称起“儿皇帝”来。庆历三年（1043）正月二十四日，他送来尊称仁宗为“父大宋皇帝”的书信，表示愿意讲和。这就有点像宋江了。看来就连党项人都知道：yù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作为手下败将的北宋君臣却不满意，因为李元昊并没有在信中称臣。帝国并不在乎陛下多一个儿子，却很在意对方是否臣服。为此，韩琦在皇帝面前据理力争，甚至不惜与写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枢密院长官晏殊翻脸。
没错，晏殊和仁宗原本都主张尽快了结。
来回磋商一年多，李元昊终于同意称臣。当然，这需要花钱买。成jiāo价格是：每年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饼二万斤，冬天的烤火费和生日礼物另算，逢年过节前来恭贺新禧时的回扣也另算，而且那回扣恐怕要超过贺礼。[64]
毫无疑问，这笔钱不能算是战争赔款，而是“父皇给儿臣”的赏赐。但李元昊不在乎。谁都看得出，他之所得远远超过老爸，也实实在在。臣不臣的，有什么关系！
奇怪，李元昊不是看不上绫罗绸缎吗？
但是西夏的臣民在乎。连年征战的结果，是牧民们喝不上茶，贵族们穿不上漂亮衣服，难免怨声载道。李元昊不得不做出政策调整，豪qíng壮志之类只能暂时放在一边，尽管他最后还是弄得众叛亲离，死得不明不白。[65]
宋人签订又一次“澶渊之盟”也不难理解。看看本页的地图就知道，这个王朝自开国之日起就疆域狭小，不要说比不上汉唐，就连西晋都不如。西晋尚且拥有西域和今天的云南省，宋则连这也没有。西域归了回鹘，包括西州回鹘和黑汗（喀喇汗），云南则属于大理。大理在唐代叫南诏，五代时改名大理，国都在今云南省大理市，国王姓段，白族。
上下地图中深色部分分别为西晋和北宋的疆域范围，下图中标记了大理国的位置。疆域范围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大理在宋代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正史仅仅记载其国王段和誉在徽宗政和七年（1117）被册封，以后又很快就不了了之，段和誉也在金庸小说中变成了段誉。总之，大理和西夏在正史中都不被视为正宗王朝，尽管从北宋到南宋，只有大理和西夏政权稳定，版图不变，直到被蒙古人所灭。
赵宋官家却不得不高度警惕，也不得不拨出巨款，既花钱买和平，也花钱买稳定。实际上在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不是国家而是皇权。国家的危险在边境之上，皇权的在萧墙之内。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是宁可牺牲军事效率甚至国家安全，也要保证皇位不受觊觎，皇权不会旁落的。
于是，就有了极具赵宋特色的治国方略。
[54]关于党项的来历，请参看（德国）傅海波、（英国）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顾颉刚《宋蒙三百年》。
[55]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景德二年六月条和卷六十四景德三年十月条，他们讲价是在景德二年，成jiāo是在景德三年。
[56]见《宋史·夏国传上》。
[57]转引自顾颉刚《宋蒙三百年》。
[58]见《宋史·夏国传上》。
[59]以上请参看（德国）傅海波、（英国）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60]见《宋史·夏国传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五宝元二年闰十二月条。
[61]见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1册及所引。
[62]见（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二。
[63]见（南宋）周煇《清波杂志》卷二韩魏公遇刺条。
[64]以上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九庆历三年正月条，卷一百五十二庆历四年五月条、十月条、十二月条，具体日期请参看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1册。
[65]关于李元昊之死，请参看（德国）傅海波、（英国）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第五章
新战略
谁是包公
据说，仁宗皇帝出生以后就哭个不停。
哭是有原因的：未来的皇帝知道执政不易。是啊，契丹索要无已，西夏悄然兴起，越南人还会进入广西。因此小家伙很不愿意来到这人世间，做什么大宋天子。
此事终于惊动天庭，派太白金星来解决问题。这也并不奇怪。正如本书
第一章所说，玉皇大帝原本就是仁宗的父亲真宗弄出来的，岂能不管？太白金星则化身为老头，走进宫里抱起婴儿在他耳边说了八个字，孩子就不哭了。
他说的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1]
原来，玉皇大帝为了报答真宗的供奉，已经安排了两座星辰下凡辅佐仁宗。文曲星是包拯，武曲星是狄青。这虽然是民间传说，却不妨碍我们通过他俩发现问题。
没错，这两个人的故事很有代表xing。
就说包拯吧！他的名字，在华人世界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就连从来不读书的也知道，戏文里“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意味着什么：那一定是要主持公道，为民伸冤。龙图阁直学士包拯，在民众心中是明镜高悬执法如山的象征。
这是有历史依据的。据正史记载，包拯权知（临时主持工作）开封府时，曾大开正门。民众但有冤qíng，可以直接上堂控诉。办事人员做不了手脚，一贯横行霸道的贪官污吏和地痞流氓纷纷收手。没人敢来说qíng，红包也送不进去。当时的流行语把行贿请托叫作打通关节，民间的谚语则是：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哈，包公比阎王爷还铁面无私。
也有人说：包拯比huáng河水还清。
清官包拯似乎也明察秋毫。他担任天长（今安徽省天长市）知县时，某农民投诉，不知是谁割了他家牛舌头。包拯对他说：回去把牛杀了卖掉。没过多久，就有人来举报那农民私自杀牛。包拯说：割他家牛舌头的，就是你吧？
那人魂飞魄散，当场认罪。
这就是dòng悉人心了。因为按照大宋刑律，私自杀牛是犯法的。没有舌头的牛无法存活，只能杀了卖掉。因此，割人家的牛舌头，一定是想栽赃陷害。包公这样处理，便既能让罪犯自投罗网，也能让农民多少弥补一点损失。[2]
好官！确实是好官。
可惜正史的记载只有这一例，民间传说和戏曲里的故事则基本上都不靠谱，三口铡刀更是子虚乌有。宋代任何官员都没有先斩后奏的特权，更没有什么尚方宝剑，要制造冤假错案也极为不易。因为两宋的司法可谓制度既健全，执行亦严格，法制建设的成就在中华帝国史上堪称一绝，既超过了之前的秦汉唐，更超过了之后的元明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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