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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17:大宋革新_易中天【完结】(6)

  [33]对此,《后汉书·徐稚传》有记载,王勃《滕王阁序》“徐孺下陈蕃之榻”说的就是这件事。

  [34]请参看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

  [35]隋唐五代都没有“桌子”一词,见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的考证。

  [36]请参看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37]请参看(西汉)贾谊《新书·容经》。

  [38]请参看林乃燊《中国古代饮食文化》。

  [39]见(南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三。

  [40]见(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补遗》卷六。

  [41]关于蔡京之死,见(南宋)王明清《挥麈后录》。

  [42]见(南宋)孙奕《履斋示儿编》。

  [43]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同时请参看林乃燊《中国古代饮食文化》。

  [44]见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酒肆》。

  [45]请参看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

  刺青者

  宋人酷爱刺青。

  刺青就是文身。这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习俗,我们也不例外。实际上,甲骨文的“文”字,就是“文身之人”的象形。也就是说,有文身的人,才有“文”这个字,也才有了文采、文艺、文化、文明等等一系列概念的诞生。

  这可真是意味深长。[46]

  可惜人人身上刺青,却是在原始社会。这一点,世界各民族概莫能外。因此,正如本中华史《从chūn秋到战国》一卷所说,文身在华夏民族眼里是野蛮人的习俗,为先进文化和正人君子所不齿。只是到了宋,这种习俗才死灰复燃,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甚至成为英雄好汉的标志。

  比如“九纹龙史进”。

  “九纹龙史进”是梁山好汉中排位第二十三的“天微星”,“九纹龙”的诨名即来自其身上所刺的九条青龙。上图为明代画家陈洪绶所绘“水浒叶子”中的史进形象。第二排所列为甲骨文中的“文”字,也是纹身人的形象。甲骨文字形据《甲骨文编》。

  史进当然是小说人物。但,施耐庵的《水浒传》显然比罗贯中和毛宗岗父子的《三国演义》靠谱。何况文身一事在宋代可谓史不绝书,甚至还有各种专业名称,比如刺青又叫刺绣,文身又叫锦体,文身师叫针笔匠,等等。

  最夸张的,是“花腿”。

  花腿就是从臀部开始,双腿刺青直到足部。当时开封的习俗,是每逢佳节便要游行。跟在jì女队伍后面的,多半是纨绔子弟。为这些轻薄少年牵马的,便是花腿。可见花腿其实是阔少和衙内的马仔。只不过,宋人并不可能luǒ着身体招摇过市,他们那布满刺青的臀部和双腿又给谁看呢?

  更奇葩的是一个名叫葛清的荆州人,全身上下二十多处刺青全都是白居易的诗和画,号称“白舍人行诗图”。看来此人是白居易的铁杆粉丝,刺青只是为了刻骨铭心,因为能够欣赏到那些“诗画”的人也实在是为数不多。[47]

  除了刺青,还有刺字。

  刺字的一般是军人,最有名的当然是岳飞。他的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四个大字,相传是他母亲所刺。可惜此事查无实据,就连宋代的野史都没有记载。也有人说所刺是“jīng忠报国”或“赤心救国”,刺字的人是他的部将。[48]

  不过,刺字明志的不止岳飞。南宋初年,抗金名将王彦的部下,脸上就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号称八字军。意向相反的则有仁宗时期的反政府军,他们脸上刺的是“义军破赵得胜”,宣示着推翻赵宋的决心。[49]

  这就非同一般,值得推敲。

  众所周知,在脸上刺字,原本是一种刑罚,叫黥(读如qíng),也叫墨,目的是对人犯进行身份歧视和心理摧残,因此在西汉被文帝废除。此后,它成为一种私刑,主要用于逃亡的奴隶。北宋却制定了刺配法。但凡被判处流刑的,脸上都会刻有“刺配某州牢城”字样,比如宋江和林冲。

  刺字的还有军人。

  囚犯刺字在面颊,军人在额头,或者额头刺番号,手背刺姓名。这其实是把他们视为犯人,产生的社会影响将在

  第四章阐述。总之,军人自愿在脸上刺字,是表示了一种必死的决心;岳飞在背上刺字,则证明了他的忠贞不贰。[50]

  那么,刺青呢?

  大约只能解释为“扮酷”了。事实上,喜欢刺青的或者是血xing男儿,比如史进;或者是英俊少年,比如燕青。施耐庵甚至这样赞美燕青的文身:雪练也似白ròu,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难怪泰山比武之时,他甫一脱衣便是万众喝彩;后来见了李师师,也把那名jì迷得神魂颠倒,忍不住用纤纤玉手在他身上轻轻抚摸。[51]

  这是一种审美的态度。

  审美的对象,是人体。

  对人体美的欣赏从魏晋时期就开始了。只不过,魏晋崇本色,隋唐重时尚,两宋爱刺青。魏晋的追求,是玉树临风楚楚动人;隋唐的讲究,是“画眉深浅入时无”。两宋则兼而有之:要求“雪练也似的白ròu”“刺一身遍体花绣”。前者是魏晋之遗风,后者是隋唐之变异,二者融合为刺青。[52]

  一半魏晋风度,一半盛唐气象,即为两宋之美。

  因此,宋人也爱大自然。

  这是士大夫的审美。他们是不文身的,宗室的刺青更为朝廷所明令禁止。毕竟,文身并不符合儒家的礼教传统。史进的父亲就曾这样吐槽:母亲说他不得,怄气死了,老汉只得随他xing子。很有些自责“教子无方”的意思。[53]

  于是,无法也无意欣赏刺青的士大夫,便将审美的目光投向了田园和山水。这一方向是魏晋名士开辟的,但主要表现于诗。无论陶渊明的“jī鸣桑树颠”,还是谢灵运的“池塘生chūn糙”,都堪称清水芙蓉,冠绝一时。[54]

  绘画方面却乏善可陈。当时的所谓山水,主要是作为人物和事件的背景而存在,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水平和成就都很低。唐代画家的关注点,也仍在人和物,比如周昉之仕女图,韩幹之牛马画,阎立本之帝王像。只有五代后梁的荆浩,才可以说开了中国山水画之先河。[55]

  范宽《溪山行旅图》是宋代山水代表作之一,绢本设色,纵206.3厘米,横103.3厘米。画面气势恢宏,飞瀑直下,林间可见旅人。

  但,蔚为大观,是在宋。

  宋的山水画无疑是一个高峰。无论关同之峭拔,李成之旷远,范宽之雄杰,都鼎峙百代,超越千古。据说,三家都学荆浩,都具有写实xing,因为荆浩是写生的。董源也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这才栩栩如生。[56]

  问题是,宋代山水画很真实吗?

  也许吧!表面上看,关同画的就是河朔,李成画的就是齐鲁,范宽画的就是关陕,董源画的就是江南。问题是,中国画从来就不满足于外在的形似,更追求内在的气韵。因此他们笔下的山水又具有高度的概括xing,是一种移入qíng感见其大意的想象的真实,心理的真实,甚至幻觉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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