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上海人即便讲闲话，速度也快，句子也短，信息量也大。他们说话就像办企业做生意，希望低投入，高产出，少支付，多回报，因此即便骂人，也不愿多说一句话，能短就短。一个字最好，两个字还行（如戆大、寿头、洋盘、瘪三、赤佬、推板、搭浆），三个字就很够意思了。上海人骂人、损人、批评人、对他人行为表示不以为然的口头禅，以三个字的居多，如阿木林（呆头呆脑土里土气容易上当受骗的人）、阿土生（没见过世面的土老冒）、十三点、猪头三。不要以为三个字就简单，其实里面的内容蛮"丰富"的。比如猪头三，是"猪头三牲"的歇后语，意思是牲口。又因为"牲"和"生"同音，便主要用来骂初到上海的陌生人。上海是个大世界，外地人和乡下人进了上海，总会有点晕头转向不得要领，因此但凡反应迟钝者均可谓之"猪头三"。又比如十三点，一般认为和"二百五"是一个意思。但二百五为什么是十三点呢？有人说是因为"痴"字十三画，所以也叫"福熙路"（也是十三画）。又因为有个"点"宇，因此"十三点"也叫"蜡烛"，意思是"不点不亮"。还有"咸ròu庄"，是骂人尽可夫者的。咸ròu意谓非鲜货，ròu庄意谓可以卖。这可真是不折不扣的"指桑骂槐"了。
上海人的"三字经"当中常常包含着一个动宾结构，比如开大兴、轧苗头、放生意、拆烂污、讲斤头、掉枪花、搭架子、扳错头、塌便宜、寻开心、拆棚脚、扦头皮、掰雀丝、凿壁脚、轧台型、掼làng头、吃螺蛳、摆噱头等等。轧苗头就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放生意就是做好圈套，设计害人；拆烂污就是不负责任，把事办槽；讲斤头就是讨价还价，谈判条件：掉枪花就是耍花招（摆噱头也是）；搭架子就是装样子；扳错头就是找岔子（掰雀丝也是）；塌便宜就是占便宜；寻开心就是戏弄他人；拆棚脚就是拆台；扦头皮就是揭短；凿壁脚就是说坏话；轧台型就是出风头；吃螺蛳就是说话结巴。如此多样复杂的内容，都可以用三个字的动宾结构来表示，恐怕就得归结为上海人喜欢这样一种形式结构了。
事实上如果把这些俚语连起来念，是不难读出一种上海式节奏来的。jīng明的上海人对话语也jīng打细算。一个字构不成动宾结构，两个字能行，但不过瘾，也少了点味道，四五个字又多了点，还是三个字最合适，既省事，又有意思。比如"讲斤头"就比"讲价"有趣，"掉枪花"也比"搞鬼"好玩。所以上海人（也包括吴语区许多地方人）喜欢这种三字动宾结构。就连维持表面的排场，也叫"撑市面"；就连骂人，也叫"骂山门"。
五、雅与俗
北京人就没有上海人那么匆忙。
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一般的说是比较悠闲的。北京不是工商业城市，没什么"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也犯下着节省什么时间。传统北京的主流社会是由达官贵人、公子王孙、文人学士们构成的。他们的生活节奏一言以蔽之曰慢。你想，官员要打官腔，文人要玩深沉，少爷要拔份儿，他们都要摆谱，也都要讲礼数，怎么能快？有点什么事，就屁颠屁颠的，那是"下人"的作派。上流社会是不兴"猴急"的。贵人多忘事，贵人话语迟。上流社会讲究的是处变不惊，见惯不怪，雍容华贵，闲适恬淡，温文尔雅慢条斯理才显得有派头，有城府，有底气，有修养，大将风度。上以风化下。上流社会带了头，弄得一城的人也都不紧不慢，迈着四方步，拎着鸟笼子。就连做生意，也跟钓鱼似的。大家都不着急，大家都不上火，反正大家都有的是吋间。
有时间，就能把文章做足。北京人说话，最喜欢掰开了，揉碎了，从里到外又从外到里，不说到山穷水尽不罢休，非把死人给说活了不可。北京人是很能夸大其词的。比如说东西少，就说"还不够塞牙fèng儿"；说个子矮，就说"还没三块豆腐高"。你想一块豆腐才多高？个子再矮，也有三百块豆腐高吧？可北京人就敢这么说。
分量上要说够，数量上也要说够。比如说一个人又jīng又鬼，就说他有"三十六根转轴，七十二个心眼"，够多的吧？因为要把文章做足，所以即便"指桑骂槐"，那"桑树"也不能只有一棵。比如说一个人小气，一般也就配他是"铁公jī"，北京人却能说出一连串的比喻来："瓷公jī，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这么些宝贝，当然都是"一毛不拔"。又比如说凡事都得付出代价，就说"打耗子也得有块ròu皮，逮家雀也得撒把米"；说一个人长得丑，不招人喜欢，就说"猪不嚼，狗不啃，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姥姥舅舅是最疼爱外孙外甥的，猪狗则不怎么挑拣。一个人，如果当真弄得连猪也不嚼，狗也不啃，姥姥也不疼，舅舅也不爱，那可真是投什么指望了。
看来，北京人对待话语，就像广东人对待中央政策，讲究用好用活用够用足。持这种态度的还有成都人。我在《读城记》一书中说过，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国最爱说话的两个族群。他们都是一天不说活就设法过日子的"话篓子"。北京人管说话叫"侃"，成都人管说话叫"摆"。北京人"侃大山"，颇有些移山填梅的气派；成都人"摆龙门阵"，讲究的是闹热，麻辣，绘声绘色，有滋有味，没完没了，必须极尽铺陈、排比、夸张、联想之能事。成都人说话，也是十分"到位"甚至不怕"过头"的。比方说，红，要说"绯红"；绿，要说"翠绿"；白，要说"雪白"；黑，要说"黢黑"；香，要说"喷香"；臭，要说"滂臭"，总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觉得过瘾。
所以，成都人也有北京人那种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本事。比方说，弄虛作假，在成都人那里叫"水"；伪劣产品叫"水货"，而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或做事不到位，便叫"水得很"。由此及彼，则又有"水客"、"水功"、"水垮垮"、"水漩儿"等说法。再比方说，一件事qíng没有办成就叫"huáng"或"huáng了"，其他地方也这样说。但成都人则进而发展为"huáng腔"、"huáng棒"、"huáng浑子"、"huáng苏苏"，甚至还有"huáng师傅"和"huáng手huáng脚"等等。
不过北京话和成都话相比，也仍有雅俗之别。比如公共汽车上挤，成都人会嚷嚷："挤啥子挤啥子，进火葬场还要排队转轮子的么，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门出不倒门？"北京人却会说："别挤了，再挤就成相片啦！"北京人比成都人幽默。
幽默是一种人生状态和人生境界。惟其如此，才能在大俗中见大雅。北京人是从来就不怕"俗"的。即便有"雅"的说法，他们也要换成"俗"的。比如惹是生非，在北京就叫"招猫逗狗儿"；班门弄斧，则叫"圣人门前卖三字经"。你不能不承认这些俚语比成语更有味道。鲁班门前弄斧头固然有点可笑，但要是真有三板斧呢？而最最"小儿科"的三字经居然拿到圣人门前去卖，那就实打实地可笑到家了。更可笑的是"别拿武大郎不当神仙"，意思是要尊重人，别小看人，不要把人不当人。这就奇怪。要说"别拿吕dòng宾不当神仙"还像回事，武大郎算哪路神仙呢？但反过来一想，又觉得特别有道理。你想吧，要是连武大郎都被当成了神仙。还有谁不是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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