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捣糨糊"的招数很多。一般地说有移花接木、掐头去尾、颠三倒四、含沙she影好几种，总的来讲是怎么好玩怎么说，怎么俏皮怎么讲，哪怕把话倒过来说。
比方说"爷"这个词，原本是尊称，可在新北京话当中，就未必了。许多被称作"爷"的，其实不是"爷"，也没人当真把他们当"爷"。冒儿爷（土里土气、傻头傻脑、没见过世面的人）就不是，板儿爷（拉平板三轮车的）也不是，侃爷和倒爷，包爷（包揽讼事的人）和揽爷（招揽顾客住店的人），当然也不是。还有"捧爷"，是专门给人捧场的，能算"爷"吗？诸"爷"之中，也就"款爷"还对付。但他和这么些"爷"们混杂在一起，就算是"爷"也不是"爷"了。事实上款爷们虽然一个个财大气粗牛bī哄哄，北京人还真不会打心眼里把他们当回事。不就是有俩钱吗？拿去买两根蜡烛三刀纸，爱上哪烧上哪烧去！
拉平板三轮车的是"爷"，开的士的则叫"哥"（的哥）。同样，成了"腕儿"的歌星影星各路明星也不能叫"爷"，只能叫哥叫姐，昵称"星哥儿"、"星姐儿"，好像自己家里人似的。其实"星儿"们即便是哥儿姐儿，那也是大哥大、大姐大。他们成不了咱的哥们姐们，就像冒儿爷永远都不会被人当爷看一样。这就叫"星星不是那个星星，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如果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那还叫"捣糨糊"吗？
其实北京人自己就是"爷"。正因为自己是"爷"，因此拿谁都敢"开涮"。北京人损人的本事是没得比的，讲究的是骂人不吐核儿。比如脸上皱纹多，就说人家"一脸的双眼皮儿"。双眼皮是大家都喜欢的，一脸的双眼皮就哭笑不得。更损的是说人家"一脸的旧社会"。所谓"一脸的旧社会"，就是一脸苦相。但再苦，也不能把人家打发到旧社会去呀！
这也是北京人"捣糨糊"的招数之一，--用政治话语开涮。杨东平说得好："政治是北京生活的盐。没有政治，北京生活就会变得寡淡无味。"（《城市季风》）同样，没有政治，北京话也会变得寡淡无味。所以，你常常会在新北京人的嘴里听到诸如反动、叛变、苦孩子、根正苗红、水深火热、向毛主席保证、不能gān阶级敌人想gān又gān不了的事qíng之类的政治术语甚至文革语言。但如果你认为他们是在讲政治，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在给自己说的话撒点味jīng加点盐。因此，当他们使用这些政治话语时，多半都是活用、曲用，甚至反用，比如"挖资本主义墙脚"。
这就不但是"捣糨糊"，而且也是"倒江湖"了。事实上新北京话中也不乏江湖气。匪、抂匪、不吝、浑不吝，在北京是"拔份儿"的。拔份儿有出风头的意思，但和上海的"掼làng头"不一样。"掼làng头"往往是虚张声势，"拔份儿"却常常要动真格的，至少要真能豁得出去，"是条汉子"。上海是没有什么"汉子"的。赵无眠先生开玩笑说，鲁迅在上海住了那么多年，也才住出"四条汉子"来（《南人北人》）。不是"汉子"，又要"掼làng头"，便难免有些"开大兴"的味道。开大兴，就是装假、作伪、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说一些不能兑现的大话和空话。大兴，即大兴街，在上海南市小西门外，原来是专门加工非真金首饰的地方。首饰当然是真金的好，真金的贵。所以，大兴货便有便宜货甚至假货的意思。开大兴，也就是广州人所谓"大只讲"（说大话）了。
其实北京人也说大话的。"老子天下第一，谁敢叫板起腻？打噎就是烦你，只因身怀绝技"，是不是大话？没法子，北京是中国最大气的城市，北京人是中国最大气的市民，他们不说大话，谁说？所以，北京人即便是在"捣糨糊"，我等也当以"倒江湖"视之。
四、活法与说法
的确，方言不仅涉及地域，更涉及文化。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说得白一点，就是活法。有不同的活法（生活方式），就有不同的说法（表达方式）。就算是"指桑骂槐"，那"桑"也得因地制宜。比如北方有"狗腿"，南方有"蟹脚"；北方有"立马"；南方有"落篷"（收场）。"落篷"这话，北方人是不懂的，因为骑马的北方人不知那"篷"为何物。
上海人当然懂得"落篷"的意思。他们祖上就有不少是坐乌篷船进上海的。不过到了上海，就不坐船了，坐车。上海有汽车、电车、huáng包车。如果要省钱，也可以"开11路电车"。所谓"11路电车"，其实就是人的两条腿；开11路电车，就是步行。这是典型的"上海俏皮话"，--拿现代化生活方式来说事。这话后来别的地方也跟着说，如果他们那里也终于有了电车的话。没有电车，有公共汽车也行。
上海俏皮话或上海流行语总是打着这个工商业城市的烙印，"商"味十足，工业味十足，世俗味十足。比如最近流行的套牢、解套、价位、到位，就原本是股市和商界的术语，觋在也用于社会生活。一个人如果被某事缠得死死的，就叫"套牢"；而在餐桌上问人家"到位了吗"，则是问人家是否吃饱。又比如"立升"，也是上海才有的说法。立升，原本指电冰箱的容量。容量大立升也大，当然售价也高；容量小立升也小，当然售价也低。于是上海人便用"立升"来指一个人的财势。有立升，就是有财势；立升牢大，就是财大气粗。如此，则北京的"腕儿"或"款爷"，在上海人眼里就不过是一台特大的冰箱。
其实冰箱的档次和价格并不一定和容量成正比，但如果价格相近档次相当而容量较大，就显得实惠。上海人是讲实惠的。就连说话，也讲究简明快捷，不喜双拖泥带水。他们往往直筒筒地问人家"侬几岁"，根本不管对方是大爷，还是小姐。那语气，就像是在商店里问价。商店里的营业员也缺少"人qíng味"。他们常常会直筒筒地问人家"侬买[口伐]"，而不会像北京人那样同"您瞧着哪件儿可心"。上海人的这种说话方式往往令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老年人不快。北京人问人年龄，是有很多讲究的。问老年人得问"高寿"；问中年人，得向"贵庚"；问青少年，得问"十几"；只有对小娃娃，才问"几岁"。饶这么着，也得多说几句："小朋友，告诉爷爷，几岁啦？"不兴直筒筒问人家"侬几岁"的。在北京人看来，这就叫礼数；而在上海人看来，这是啰嗦。
上海人不喜欢啰嗦。不是说上海人就不讲闲话。上海人也讲闲话的。而且，上梅人有时比北京人还啰嗦。一个中文名叫马天明的美国小伙子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北京人听了只有一句："嘿，哥们，够地道的啊！"上海人却会发出一连串的感叹："啊呀呀，马天明！你的中国话讲得这么好呀！你是在哪儿学的？学了几年啦？了不起呀！"但不难看出，上海人虽然话多，却没有废话。除表示惊叹外，还提出了问题，表示了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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