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的意义正在于此。
李泽厚是一个在学术界大多数人还一片茫然时筚路蓝缕的人。那时，学术界刚刚从“文革”的重创下醒过神来；一些人心有余悸，许多人严重失语。不要说做学问，连话都不会说了。甚至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使用的也仍是“四人帮”的腔调。这是一种连“党八股”都称不上的话语模式，色厉内荏，外qiáng中gān，了无生气，乏味透顶。这种人人憎恶的文章套路之所以还能延续一段时间，除习惯使然和一些人胆小怕事〔怕别人说自己不够马列不够革命）外，也还因为大家不知道不这样说话，又能怎样说。
开始时李泽厚也一样。他也写了诸如《实用主义的破烂货》（1979年）一类的文章。但很快他就改弦易辙了。李泽厚
1980年的文章便已让人耳目一新。甚
至
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便己是纯正的学术著作，全无八股腔调。
同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亦然。不过两书均嫌太过“专门”和“学术”，其影响便不如《美的历程》。《美的历程》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读的。在当时的qíng况下，它和朦胧诗一起，起到了一种“启蒙”的作用。
如果说朦胧诗让我们知道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甚至就该这么写），李泽厚则让我们明白原来学问还可以这样做（甚至就该这么做）。比方说，讲哲学，可以并不一定要套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讲文艺，也不一定要套上现实主义和làng漫主义之别。然而在此之前，这种套路是被视为金科玉律的。结果就闹出很多哭笑不得的事qíng来。比如李贺，照理说只能算是“làng漫主义”的。又因为李贺的诗“‘鬼气”太重，便只好算做“消极làng漫主义”（李白则是“积极làng漫主义”）。
后来毛泽东的意见发表了，他老人家喜欢李贺。这下子文学史家们就láng狈了。伟大领袖怎么会喜欢“消极”的东西呢？只好另找证据，证明李贺其实是“现实主义”诗人：那么李贺究竟是什么“主义”？什么都不是。中国文学史，根本就不能那么讲。李泽厚不这样讲，也就无此尴尬。这在当时，却不能不看做一个“重大突破”。
但李泽厚的意义还不仅于此。
就我个人而言，《美的历程》以及李泽厚的同期其他著作让我明白了一个大道理，那就是：人，为什么要有学术研究，为什么要做学问？不是为了功名利禄（如果那样，就该“趋时合流”），而是为了人生。也就是说，为人生而学术。因此，一个人文学者，就应该把学术研究和人生体验结合起来，把历史的遗产当做鲜活的对象，把做学问、写文章、出版著作变成自己生命的流程。《美的历程》
就是这样做的。比如“苏轼的意义”一节，讲到苏东坡写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虽“挂冠服江边”，却不过回家睡觉，并没有“拿舟长啸去矣”时，李泽厚说："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脱人世这个大罗网。”如果没有人生的体验，这样jīng辟的话岂是说得出来的？历史的遗产一旦被看做鲜活的对象并与自己的人生体验相结合，就成了活生生的东西，也就不会有少尸臭了。过去（也包括现在）一些学者专家教授流的文章之所以那么僵硬呆板枯燥无趣，味同嚼蜡不堪卒读，并不完全是一个文字表述能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看做活物。他们在研究木乃伊的同时把自己也变成了木乃伊。哀莫大于心死。心已死，文字还能活起来？
学术著作变成木乃伊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这些学者们总在说别人的话，至少是总在用别人说话的方式说话。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人生而学术，而是为某种现实的利益而学术。这就不能不格外注意是否符合公认的“学术规范”和“量化标准”，小心翼翼地不要触犯了学术界的“规矩”。这时，人云亦云，别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别人用什么方式说我也用什么方式说，无疑是最保险的。而当所谓“学术规范”其实不过“八股套路”，所谓“量化标准”也仅仅只是论量不论质时，大量pào制八股文章甚至学术泡沫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见文体决不仅仅只是一个表述问题。为人生而学术，就要讲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总之，你完全可以不必顾忌任何成规陋见，不必死守某种模式套路，信马由僵，另辟蹊径，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来，这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才气和知识准备了。
李泽厚有。于是李泽厚便用自己成功的实践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一通百通。从此，我们的思想解放了，视野开阔了，目光锐利了，思路敏捷了，就连文笔也变得流畅了，这都得感谢李泽厚。没有他，我们当真可能仍在黑暗中摸索。
这是一种智慧的启迪。许多人甚至从李泽厚那里开始了自己道路的找寻。
但同时，李泽厚的历史也就终结了。
得鱼忘荃，得兔忘蹄，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河，李泽厚老师可以下课了。我们会记住他这座桥的。
五历程
其实，即便有人愿意听，李泽厚的“课”也未必还能讲得下去。
一般都把李译厚这近十年来的销声匿迹少有人知，归结于他1990年后去了
国外。实际上，他走也好，不走也罢，qíng况都差不太多。在我看来，他的败迹，早在
1988年
7月由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出版、同年
11月由香港三联书店出
版、12月由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9年2月又由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
司出版的《华夏美学》中便已有征兆，已见端倪。李泽厚很看重这本书，认为比《美的历程》更重要，而且，认为谁喜欢《华夏美学》，谁就是“独具慧眼”。但恕我眼拙，实在看不出它好在哪里。印刷质量极差不说，文字表述也是低水平的。
比如开头这一段，就简直让人怀疑那是不是李泽厚写的：
美，这在汉语词汇里，总是那么动听，那么惹人喜欢。姑娘愿意人们说她美；中国的艺术家们、作家们一般也欣然接受对作品的这种赞赏，更不用说美的自然环境和住所、服饰之类了。
这是什么话！随便找个中学生，也不会写得这么差！王朔有云：一盘菜，不必都吃完才知道好坏吧！《华夏美学》的开头如此，后面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我从头到尾都读完了。而且，由于当时买不到书，还做了笔记。
不可否认《华夏美学》中仍有不少让人拍案叫好的东西，也不难看出李泽厚在撰写《华夏关学》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已比撰写《美的历程》时系统深刻。如果要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华夏美学》倒是不妨一读的（但我以为读他那三部“思想史论”更好）。问题是李泽厚之所以是李泽厚，就因为他比一般研究者多了份才气和灵气。然而《华夏美学》一书却灵气全无，就连书名也显得呆板俗气。开头不好，结尾也不好。结语那句“是所望焉”在《美学文丛序》中已经用过一回了，现在又用，岂非才尽技穷？有人说，人生三大悲哀：美人迟暮、英雄末路、江郎才尽。1989年的李泽厚，即便没到那个份上，也已是日薄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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