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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意气_易中天【完结】(32)

  《华夏美学》出版后,几乎悄无声息,初版也只有区区五千册,和《美的历程》

  的轰动效应截然相反,便是明证。随便翻翻

  199年的《世纪新梦》就能感觉到

  李泽厚的老态。洋洋四十万字的集子,实在是老调重弹,新意无多,就连李泽厚自己也承认“内容和词句上都有大量雷同之处,因为翻来覆去也就是讲这么点意思”;其实,事qíng并不完全在于是否定要有新内容。一些观点,尤其是一些基本观点,确实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反复讲。问题是即便重复地讲,也可以讲得不重复。即便再三地讲,也可以讲得有新意。至少,你总可以讲得有趣点,好听一点吧?然而你看他和刘再复的那篇对谈,简直就是老太婆拉家常,絮絮叨叨,乏味之极。只有那篇痛快淋漓的《后记》,才让人觉得李泽厚宝刀不老。

  还是回到《华夏美学》。

  我一直闹不明白,为什么李泽厚对这部相对而言并不多么出色的著作qíng有独钟?他自己的解释是,“这可能是由于自己偏爱哲学的原故”,而“《华夏美学》

  涉及的哲学问题,比《美的历程》要多”(《华夏美学》日文本序)。也就是说,李泽厚的内心深处,其实有一种“哲学qíng结”或“哲学家qíng结”。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李泽厚的历程就多了一份理解。

  李泽厚其实是想当哲学家的。在他放弃了中学时代成绩一直很好的数理化,以第一志愿考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时,可能就有了这个念头。否则,家境贫寒的他,何不去选择一个既轻松又能挣钱的专业?他难道不知道“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然而当哲学家并不容易。在当代中国要当一个哲学家,就更不容易。你得选好自己的路。冯友兰先生就想过这个问题。他说搞哲学通常有两条路。一条是“照着说”,这是哲学史家的做法;另一条是“接着说”,这就是哲学家了。但冯先生的“野心”更大,他要当“哲学王”(也就是孔子那样的“素王”),使自己的学说成为钦定的官方哲学,让全社会、全民族都“跟着说”。为此,他决定先“顺着说”,即以退为进,yù为“王者之师”,先以“王者为师”(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里有很好的分析)。结果,七顺八顺,并没有人跟着他说,他自己反倒“顺”到“梁效”里面去了。

  李泽厚要“走自己的路”,就既不甘心“照着说”,也不愿意“顺着说”。然而一时半会的,也还不能“接着说”,便只好“挑着说”、“绕着说”。所谓“挑着说”,也就是光拣那些相对而言可以“由着说”的话题说将起来,最后绕到最想说的领域里去。

  李泽厚选择的是美学。

  选择美学是对的。李泽厚原本就有艺术气质,内向、孤寂、忧郁而易感,又从小喜欢文艺,兼具哲学家清醒的思辨能力和艺术家敏锐的感受能力,搞美学是再合适不过了。更重要的是,较之哲学的其他分支(哲学原理、伦理学、认识论等),美学离政治最远,受政治的gān预和影响最小,自由空间也就最大。何况美学又毕竟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七绕八绕,还是能绕回哲学来。所以,先讲美学,再讲哲学,通过美学来讲哲学,应该说是行得通的。

  李泽厚的“策略”大抵如此:曲线救国。事实上他的历程也正是这样:先以美学研究成名,同时进行思想史和哲学史的某些专题研究,最后则“直捣huáng龙”。

  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这廿十年间,李泽厚一定阅读了大量的图书,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进行了反复的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下过笨功夫”)。唯其如此,他才能在七八十年代之jiāo时大放异彩。我们看他那时的著述和言论,真可谓四路出击八面威风:评康德,论孔子,谈文化,说思想,臧否历史人物,指点当代文坛,梳理古今脉络,畅议中西学说,直到最后建立和提出他的“主体xing哲学”。

  其范围之广阔,气势之恢弘,见解之jīng辟,文笔之华美,让许多号称“美学家”

  乃至“哲学家”的人相形见绌黯然失色。

  然而,就在李泽厚风头正健时,批评也同时群起。

  批评来自两个方面,即通常所谓“左派”和“右派”。两派意见正好相反,一派斥其“离经叛道”,一派怒其“僵化保守”,但不喜欢他,则是一致的。李泽厚夹在当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正所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于李泽厚提起,也只能说“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这其实是一种无奈。

  无可奈何花落去。曾经处于颠峰状态的李泽厚。终于走向了自己的末路。

  六末路

  李泽厚这种进退失据左右两难,也许为他始料所不及。因为他的初衷,原本是想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的。

  早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论争中,李泽厚便表现出他试图通过折衷调和另辟蹊径的想法和思路。当时论争的诸方,主要是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论”,以吕荧、高尔太为代表的“主观论”和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论”。但“主观论”

  有唯心主义之嫌,“客观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问题多多,而朱先生又是唯心主义美学旧阵营中过来的人,李泽厚显然不愿意把自己归入他的旗下。

  既要坚持“美是客观的”(这在当时即意味着坚持“唯物主义”),又不能把美归结为事物的自然属xing(其实彻底的客观论就得这么说),还要自成一家独树一帜,于是李泽厚便提出了个“客观xing与社会xing统一”的说法。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

  要么是“客观xing与主观xing的统一”,要么是“社会xing与个体xing的统一”,哪有了什么“客观xing与社会xing统一”?客观xing和社会xing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你叫它们如何统一?然而这条原本走不通的路,却让李泽厚走通了。一时间疑者甚少而应者甚多。这其实是当时学术界逻辑水平太低所致,而李泽厚却认为他找到了条好路子。他以为只要找到一个看起来合格或说得过去的框架,就能随便把东西往里装。于是他就沿着这条路越走越远,直至走向末路。本来,如果李泽厚只是在美学范围内玩这一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美学毕竟是一种“虚玄之学”,随你怎么讲,基本上都不与社会政治相gān,也不会成为敏感问题。然而李泽厚是不甘心只当美学家的,也是不甘寂寞的。他确实并不怎么愿意给搞政治的人当“笔杆子”,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不愿意当那种并不直接出谋划策、却给予理论指导或哲学思考的“山中宰相”。至少,他极愿意发表他对历史进程和未来走向的看法。

  这是他站在哲学家的高度,居高临下俯瞰历史得出的结论,不吐不快。这就实际上是在参与政治gān预现实了。然而一旦进人这个领域,他的内在矛盾便bào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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