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又是一个老革命家。早在三于年代，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并于
1935年人党，以后又奔赴革命根据地，在“沙家浜”当专员，在延安当学员，在山东当游击司令。1949年，三十四岁的顾准，作为中共高级gān部掌管了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财政税务大权，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并成为显赫的副市长候选人。这时的顾准，真可谓意气风发，光彩夺目，前程似锦。上海多少领一点世面的人，无不知晓他的大名，无论按照旧社会的眼光，还是新中国的标准，年轻的顾准都是男xing羡慕的“成功人士”，女xing心仪的“白马王子”，光是求爱的qíng书就不知收到多少。如果说真有了什么“天赋”和“运气”的话，那么，命运对顾准似乎不薄。孔子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顾准呢？十五岁当校长，二十岁当局长，岂非“天资聪颖”又“少年得志”？
然而顾准成名早，倒霉也早。1952年
2月
29日，事前毫无思想准备的顾
准，在“三反”运动中被当做“思想老虎”（而且是“大老虎”）揪了出来，撤职反省，成为建国后第一次政治运动的祭品。灾难一旦开了头，就停不住脚。此后，顾准就一再受到打击和迫害。1957年和
195年，顾准两次被戴上“右派”帽
子，被秘密逮捕，送去劳改，成为我国唯一个两次戴帽的“双料右派”。在接踵而来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尽磨难和摧残：挨不完的批斗和毒打，写不完的jiāo代和检查，gān不完的脏活和累活，受不尽的歧视和侮rǔ，妻子离婚自杀，子女断绝关系，老母亲睽违十载而不能相见，最后是身患绝症而不得医治，真所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顾准所受之苦难，可以说是到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极致。
这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一方面，他是老革命、中共高gān、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知识渊博的学者、哈耶克式的思想家、才学超群铁骨铮铮的非凡男子（直到“文革”后期仍有知识女xing愿意嫁给他）；另一方面，他又是思想恶劣的“阶级异己分子”、不可救药的“双料右派”、死不改悔的“反革命”、麻风病人一样的“不可接触者”、鳏老病穷的“丧家犬”、牵连家人的“白虎jīng”。两两相比，反差实在太大。于是我们就想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二才气与傲气
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会历史方面的“客观”原因或者说“大气候”就不去说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就连章乃器这样的共产党的老朋友都要被打成“右派”，就连彭德怀这样的元帅元勋都要被置于死地，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都保护不了自己，遑论其他？问题是，即便所有的人都挨整挨批，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被整得那么厉害，更并非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挨整。不整别人偏偏整你，就必定还有个人方面的原因。
建国初期即在政治运动中翻船倒台的中共高gān，无非两种人。一种是确有罪行、错误和问题的，如刘青山、张子善，如高岗、饶漱石；另一种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而被拉出来凑数的了。当时毛泽东亲自督战，上令“限期展开斗争”，并具体下达“打老虎”的指标：各大军区、各大省、各大城市至少几百只，而上海的指标则是“上千只”。天晓得这些数字是怎么估算出来的！但没依据归没依据，该完成还得完成。因为你如果完不成这个数字，那你自己就是“大老虎”。
没法了，为完不成指标而苦恼láng狈不堪的上海市委，只好提出“思想老虎”的崭新概念。这下子“打虎工作”就容易开展了。因为定“思想罪”是不要证据的。
所以，尽管所谓“三反”，是反贪污反làng费反官僚主义，也尽管顾准既未贪污（相反还很廉洁），又没làng费（相反还很节约），更没有官僚主义（相反还十分联系群众实事求是），仍然被当做“大老虎”打翻在地，因为可以很便当地说他思想上贪污、思想上làng费、思想上官僚主义么！
这就是“糙菅人命”了。事实上，没那么多“老虎”，又要完成指标，不糙菅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即便凑数，也多少要有点“谱”。比如黎玉，是著名的“老运动员”把他揪出来，无非是把“死老虎当活老虎打”。那时的当务之急是“抓大老虎”。黎玉官居市委委员兼市委秘书长，可以算是“大”；“历史上一贯犯有严重错误”，可以算是“虎”。把他揪出来，上上下下包括他自己也都无话可说，倒霉的黎玉也只好自认倒霉。又比如《解放日报》社长恽逸群，“将报社资金借给他人办企业”，算是有“贪污”嫌疑；市府副秘书长曹漫之，“用美国汽油清洗家中的油漆墙壁”，算是有“làng费”嫌疑；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程公琪，“一贯家长式作风，影响gān部团结”，算是“官僚主义严重”，马马虎虎好歹还算jiāo代得过去（其实这几位都是深受党内外尊敬的优秀gān部，且均已平反）。顾准有什么呢？既无“前科”，又无“现行”，既无“罪言”，又无“劣迹”，为什么要拉他出来凑数？更滑稽的是，顾准所受的处分，在市委的档案里，无案可查，无迹可寻，没有半张书面正式文件，当然也就没有半点“正当理由”了。糙菅人命一至于此，也实在太离谱了点。
事出有因。一种猜测是：某些方面对顾准很有意见，早就想于掉他，这一回不过有了机会而已（《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即持这种观点）。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已无从得知这“某些方面”都是些什么人，为了什么来头这么大，又这么qiáng硬，连陈毅也不得不勉qiáng同意他们的意见，但要说顾准旱就被人盯住，必yù去之而后快，则完全可能。
顾准实在太“扎眼”
顾准的惹人注目甚至招人嫉恨是显然的。少年得志，此其一；树大招风，此其二；才气bī人，此其三。顾准实在太聪明了。当会计，他能一边双手“打飞归”
（两只手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一边和人闲聊天；当局长，他能在主席台上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亲眼目睹的gān部都惊呼“顾局长大约有三个大脑”！唯其思路敏捷聪颖，才能在建国初期的大上海身兼数职，也才能在无论是当学徒、当教员、当领导、当学者时，都先人一步高人一筹。
有才气的人多半都有傲气，而顾准的“不服管”在上海、华东乃至中央都是出了名挂了号的。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他不敢顶撞的人。他对上海私营工商业进行资产重估，上级部门严厉申斥，被他顶了回去，而且出言不逊，语带讥讽；他参加中苏联合考察，苏联专家蛮横霸道，也被他顶了回去，而且语气qiáng硬，毫不恭顺。他甚至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反右斗争”讽刺挖苦，颇有微词，当着许多人的面说子什么“现在老和尚要认一下错，也不可能了”。这就不但是“反党”（顶撞上级部门）、“反苏”（顶撞苏联专家），而且是“反毛”了。因为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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