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行，请问，这是不是受罪呢？比这糟糕的还有：我们还可能被bī上场去成为被打和被看者，甚至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来给别人看。如果说这已经够惨的了，那么，更惨的还在后头：有的人，甚至可能连那份资格都没有，只能被“晾”在场上不死不活，那才叫“活受罪”呢！
别以为这是无稽之谈或危言耸听，祥林嫂和“文革”中一些人的遭遇，就是证明。
五样林嫂的故事
祥林嫂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祥林嫂是好人。世界上，比祥林嫂更好的人并不多，然而这个好人的命却并不好。也无妨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祥林嫂命更苦的。少妇丧夫，原本就是不幸，她居然丧了两回；寡妇有子，原本尚属万幸，她居然又死了儿子。如此之多的不幸加诸一人，任谁也难以承受，而她居然也挺了过来。从这一点看，我们还应该说，祥林嫂不但是好人，而且还是坚qiáng的人。至少，不是那种心胸狭隘，一点小事就想不开的人。
所以，祥林嫂后来的失魂落魄、胆战心惊，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惴惴然如过街之鼠，以致沦为乞丐，形同僵尸，就不是因为自己心理脆弱，完全是被人bī的。
其实，祥林嫂是很认命的。她对生活的要求也不高，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清清白白做人，并不企求她所付出的都能有相应的回报。但似乎连这一点小小的愿望，命运都吝于满足。打击接踵而来，罪名无辜而加。这个天底上最好的人，终于一再地被视为“不祥之物”和“不洁之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只值得烦厌和唾弃”。尽管在这全过程中，她没有一丁点过错，完全是身不由己，但她也仍然甘愿把这一切，包括命运的不公和他人的不公，都独自一人承担下来。她只希望在她认命兼“认罪”以后，人们能给她一条生路，一个能够“赎罪”的办法。
她听信了柳妈的话，用自己两年的血汗钱，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给千人踏，万人跨”，就是证明。
这其实已无异于自己走上场去，让别人去打去看了。她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肯这样做的前提，是承认自己有罪。她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希望能够让她“重新做人”，而且是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做人；比方说，能够有资格参加祭礼的筹备工作。这些工作无非是杀jī、宰鹅、买猪ròu，用心细细的洗，把自己的臂膊“在水里浸得通红”，以及在煮熟的牺牲上“横七竖八的cha些筷子”，在供桌上分配酒杯之类，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然而在她，却是重新获得了“做人资格”的证明。
不难想见，当鲁四太太慌忙大喝“你放着吧”时，祥林嫂遭受的是怎样一种打击。而中国人的不能退场，在这里似乎可以开始看得明白些了。
前已说过，既没有“原罪”作退路，又没有“来世”作归宿的中国人，是只能生活在现实即一个个其体现场之中的。有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现场。但无论什么人，都不能没有自己的现场，正如一个演员不能没有舞台一样。所以，任何人，都必须“在场”，尤其是必须在被规定为自己的、足以证明自己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一个或几个现场。质言之，“在场”即“是人”。
反之，“不在场”即“不是人”。自己不在场（退场）即自己“不做人”，被人赶出场（出局）即被人“不当人”。所以，当祥林嫂被禁止参与祭祀的筹备，亦即被逐出最能证明她是“清白人”的现场时，她便开始疑惑自己的“做人”是不是出了点问题。这个疑惑后来终于在鲁镇人们那“又冷又尖”的笑影中得到了证明。她即便再愚钝，也不难看出人们已不再把她“当人”。
即便如此，她仍然打算“认命”，即打算在那“场外”苟活一生。直到有了柳妈的一席话后，她才发现自己不但“做人”有了问题，就连“做鬼”也成了问题。她这才意识到，一个人如果被逐出现场，那么，他就不但没有了“活路”，就连“死路”也没有了。显然，只有争取重新“上场”，才有可能重新做人，而且不至于连“死路一条”都没有。
于是，这个向受人摆布、逆来顺受的女人，生平第一次自己做主（虽则也是受了蛊惑），做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去为自己买一个赎罪的替身。而在她自以为是地这样做了以后、心里面最迫切要做的，便是在准备祝福时“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
因此鲁四太太那一声当头棒喝，就把这个虽然不幸但并不脆弱的女人彻底击垮了。因为这句话不但断了祥林嫂的“生路”，也断了她的“死路”。
这一回，她是真真正正地走投无路了。
当然，祥林嫂最终还是死了。而且我们知道，她死得很惨。
说她死得很惨，不是说她死的方式很惨或状态很惨，比如被砍头、腰斩、活埋，或者被吓死、气死、闷死等等。当然，更不是指她死了以后没有棺材、没有墓xué、没有人献花圈开追悼会，没有亲人送葬孝子哭丧。
人总是要死的，死亡本身并不可怕，也并不悲惨。但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不但要活得其所，也要死得其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祥林嫂不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也不是为正义、真理、信仰而死的，她的死，并不重于泰山。同样，祥林嫂也不是为个人利益而死的，不是为蝇头小利、jī毛蒜皮而死的，她的死，也并不轻于鸿毛。她也不是处于泰山鸿毛之间的寿终正寝，寿终正寝也可以说是死得其所。她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死，她只是不明不白地死了。而且，因为死得“不是时候”，还被鲁四老爷斥之为“可见是一个谬种”。
这才真是荒谬之极！莫非一个人的死，还可以选时间的么？这也正是祥林嫂之死的悲惨之处。不但不能死得其“所”，甚至无法死得其“时”。
命运于她之不公，于此为极。她为世道所不容，也于此为极。
按理说，一个人，不管他的“罪孽”有多么深重，如果已经死了，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再“揪住不放”。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最严重的复仇，亦不过杀了对方而已。何况祥林嫂和任何人，也都无冤无仇。然而偏是她，死了也不得“安生”。活着的人要骂她是谬种，死了的鬼要把她锯成两半。
也许，祥林嫂唯一的“错误”，就在于当她被卖到山里时，竟没有果真一头撞死。失去了“清清白白做人”的最后一次机会，自然后来的种种努力，比如捐门槛什么的，也都无济于事，连“死路一条”也没有了。
于是，她就只能既“不得好活”，也“不得好死”，甚至“死有余辜”。
然而，一个人，撞不撞得死，又哪里由得了自己？所以，祥林嫂的罪，便只能叫“身不由己罪”。这样一想，则祥林嫂的故事，便有了一种普遍xing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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