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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意气_易中天【完结】(52)

  当然,不打,只看,也是可以的。因为看也是一种态度,一种能够证明自己“清白”的态度,而“身上有罪”或“心中有愧”的人,是连看也不敢看的。比方说,皇上要办一个大臣的罪,便会说:“你敢抬起头来看朕么?”跪在下面的大臣,则多半只会回答“不敢,臣罪该万死”,然后又磕下头去。所以,那些被审判或示众的罪人,是既不敢看执法官,也不敢看同案犯的。他们只能做“低头认罪”状。

  显然,打和看,是两种证明自己“无罪”亦即“清白”的方式。当然,这种证明也不是无时无刻都有必要。倘若天下大治,举世太平,皇上是“圣主”,百姓是“良民”,也无妨相安无事,“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但倘若天下大乱,盗贼蜂起,或者在某个特定的场合(比如在逛百农神殿),已不容置疑地预定了“我们中间有罪人”的前提,那么,每个人都必须到那有罪或被派定有罪的那个人那里,去寻找自己无罪的证明,甚或无端地去找出一个或几个“罪人”,来作这个证明。1957年是这样,19年也是这样。

  于是,每到这时,中国人的抉择往往就只有两种:不是挺身而出去当义愤填膺的打手,便是站在边上去当无动于衷的看客。当然,也还有种可能,就是被当众揪出,去当被打被看的罪人。总之,打手、看客、罪人,只有这三种角色可供选择。不过当罪人并非qíng愿,也就不能算。能算的实在只有两种:要么去打,以证明自己有“善的正义”;要么去看,以证明自已无“罪的嫌疑”。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好人的便去打,那些不太害怕被看做是坏人的便去看。所以,“同案犯”

  的相互揭发、指责、批判和殴打,有时可能会甚于他人,反倒是那些不相gān的人,会采取旁观的态度。但退场的可能xing,则几近乎零。

  四有罪的与受罪的

  其实,我们岂止不能退场,只怕就连不打不看都不行!因为不去打,也不看,不是“有罪”,便是“有愧”。

  有愧,即默认有罪。

  我们不能默认有罪。法利塞人能,是因为他们知道人人都有罪,你有我有全都有。大哥二哥麻子哥,大家脸上差不多,也就彼此彼此,老鸦不必笑猪黑。中国人既然已经预先设定人家都是好人,人人都很清白,六亿神州尽舜尧,谁要是默认有罪,岂非自外于群众,自绝于人民?

  法利塞人能够默认有罪,还因为他们都承认(或被认为是承认)世界上除了具体的罪以外,还有一种抽象的罪,即原罪。原罪是人人都有的,认了也无妨。

  中国人没有这种抽象的罪,就只有具体的罪。如果默认有罪,人家就会猜想和追问是什么罪。在某个特定的场合下,比如在迦百农殿堂上,最大的可能当然就是和那妇人一样的罪:如她样yín乱,甚或就是她的jian夫。这个嫌疑谁敢背?难怪在中国传统社会,但凡有“捉jian”之事,打手和看客都非常之多,也非常起劲。当然,起劲的原因也不光是这一条。我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一书中对此有过分析,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看。

  同样,在“文革”中,在批判“三反分子”、“牛鬼蛇神”时,几乎不费什么气力,很容易地就弄到了人人上阵、个个都是批判家的地步。道理也很简单:你不上阵么?你不喊口号么?你不写大字报么?你不在这些“革命行动”中表现出“革命热qíng”和“革命义愤”么?那你就和他们一样,也是“三反分子”、“牛鬼蛇神”。

  请问,在那种场合下,又有几个人敢于退场,能够退场呢?也许,还没来得及退场,就被当众揪出,和那妇人一起,去充当被打被看的角色了。

  这样的风险,谁担得起?

  看来,原罪还真是个好东西。至少,有了原罪,人就有了一个退路。因为了不起退回到那“原始罪恶状态”。即便退到那一步,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因为那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一种状态,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可自惭形秽、无地自容的。难怪西方人敢退场,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中国人就不同了。中国人没有原罪,也就没了退路。因为你既然原本无罪,那就不该有罪。这就正如在江湖上,如果你从未失手,那就次次不能失手;如果你不曾被杀,那就再也不能被杀。于是,你就必须不断地去拼,去杀人,不能因一时的“心慈手软”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同样,如果你是通过整治别人来证明自己“革命”的,那你就只能“继续革命”,继续整人。忏悔?忏悔什么?一旦忏悔,岂非承认自己有罪?那就不但现在不是人,连先前也不是人,一辈子不是人。难怪那些整人的人,那些“文化杀手”不愿意忏悔了。岂但不忏悔,而且往往是整过一回人的,下回还整人,一辈子整人。即便没有整人的气候环境了,也不会金盆洗手。一有风chuī糙动,马上重cao旧业,甚至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

  这大约也是由不得自己的事。所以,江湖上,越是资格老、名气大、功夫好的侠,越是会感到自己“身小由己”。也所以,这些侠们会真诚地告诫自己的子弟或弟子,切切不可妄入江湖。因为一旦踏入江湖,就再也没有退出的可能。

  但,身在江湖之外,就不必有退路么?

  一般地说,江湖之外,风险当然要小得多。在通常的qíng况下,我们是不会感到“无路可退”的痛苦和可怕的。但这决不等于退路之于人,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事实上重要的并不在于有没有路可退,也不在于是否一定要退场,而在于有没有退场的权利。要不要行使这个权利,或有没有必要去行使它,是一回事;有没有这个权利,是另回事。因为所谓人生,原本就是由个个具体的“现场”而构成的“现实”。我们既然没有“原罪”作退路,也没有“来世”作归宿,那么,我们就只能生活在这一个个具体的“现场”中。当然,大多数现场并不可怕,也不难受,没有退场的必要。然而,谁也不能担保,我们就一定不会被身不由己地bī入某一特殊的现场。那么,届时我们又将如之何呢?

  那就只能要么去打,要么去看。打,可能下不了手;看,可能看不下去。阻止打和看,又可能导致自己的被打和被看。剩下的两条路,大约也只有“赶紧溜出去”和“装做没看见”了。装不了糊涂的就溜,溜不出去的就装,都做不到就只好麻木。现在许多人以“恨铁不成钢”的心qíng痛斥中国知识分子在qiáng权和bào政面前的麻木,却很少有人想到这麻木也有一半是bī出来的。

  其实麻木也不容易。在“文革”中,麻木,或曰“政治态度不鲜明”,也是要受批判的。这时,如果继续麻木,装疯卖傻,等着你的就只有批判会和疯人院了。躲起来也不行。因为“你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正所谓“树yù静而风不止”。躲又躲不掉,逃又逃不脱,又没法昧着良心参加打和看,连“麻木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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