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是人”可是一个大便宜。
首先，天生是人，就不怕有朝一日“不是人”。因为要想让人“不是人”，除非上帝收回成命，重新把人招回伊甸园，这当然不可能。而且，即便有可能也不很“坏”。所以，西方人最坏的结果，亦无非是做一个坏人、恶人、歹人、罪人。
但坏也好，恶也好，歹也好，有罪也好，终归还是人。中国人就没有这个便宜可占。中国人既然从来不曾“背叛上帝”，从来不曾被“不是人”否定过，那么，他就不能说“天生是人”，而且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不是人”。至少，中国人无法在理论上排除由“人”而“不是人”的可能xing。所以，两个中国人吵架，脱口而出的话就有可能是：“你他妈的是人不是？”中国人议论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也可以很轻易地说：“那家伙简直就不是人。
”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人”既然没有理论依据作保证，那就只能靠现实表现来证明。于是，就有了“做人”的说法。所谓“做人”，其实也就等于宣布没有谁“天生是人”，人属于书面语言，或者属于泛指，或者指与己无关的那一类人。一旦直指自己所憎恶者，则多半会称之为“坏蛋”、“恶棍”、“歹徒”、“罪囚”，甚至“狗杂种”、“王八蛋”，以示其“不是人”。
中国人不但必须做人，而且必须终生做人。一天不会“做”，则一天不是人。
一件事，如果必须天天去做，而且还必须小心翼翼，认认真真，不敢马虎，不然会让人觉得很累。可惜，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没有任何便宜可讨。其次，天生是人，就大生具有人的权利。这个权利，就叫“人权”。因为这个权利是上帝赋予的，天生就有的，所以又叫“天赋人权”。这个权利既然是“天赋”的，当然也就谁都不能剥夺。一个人即使犯了罪，理应受罚，也只能剥夺他的政治权、公民权，却不能剥夺他的“人权”。政治权、公民权都不是“天赋”的，而是社会、国家赋予的，当然可以由社会或国家来剥夺。人权则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俘虏不能nüè待，囚犯不能侮rǔ，就因其有“天赋人权”之故。
人的哪些权利是“天赋”的？这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但说话与不说话（沉默）的权利肯定包括在内。因为动物不会说话，只有人会说话。这个仅属于人的东西当然无可争议地是人的基本权利。在未能弄清楚语言能力生成的原因之前，把这份光荣归之于上帝是很自然的事qíng。既然是上帝教会了人说话，那么说话就是人的“天赋人权”，任何人都不得剥夺。其实，按照唯物史观，劳动创造了人，使人学会了说话，所以说话和劳动一样，也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既然说话是基本人权，那么不说话（沉默）便更是基本人权。同样的，不说出来的话（思想），自然也属于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思想和言论享有自由，不能构成犯罪，道理就在这里。
当然，世界上并没有上帝，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天赋人权”。事实上没有这种人权是“天赋”的（详后）。包括思想权、言论权在内的种种人权，都不是“天赋”的，而是“争”来的。不过，在争取人权的斗争中，上帝的假定存在，倒确实是帮了大忙。
中国人同样没有这个便宜可占。因为人既然不是“天生”的，那就只能是“人做”的。“天生”的人有“天赋人权”，“人做”的就没有，至多只有“人赋人权”。
一种权利，如果是人赋予的，当然在理论上也就可以由人剥夺。中国有句古话：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其“理论依据”就在于，个人之所以“成人”，是因为“父生之，君食之”。臣子的人权既然系由君父所赋予，自然也就只好任其剥夺。
所以，在旧中国，一个人是很容易“不是人”的。他可能因“不会做人”而自己丢了那份权利，也可能因“得罪他人”而被剥夺做人资格。无论哪种原因，结果都很糟糕。
第三，天生是人就“自由自在”，必须做人就“身不由己”。前者之所以“自由自在”，就在于他们把决定一个人是不是人的终审权jiāo给了上帝。上帝既然是最高的和唯一的仲裁者，则其他任何人便不再具有裁定的权利。所以，一个西方人活在世上，固然在行为上不能不守规矩，比方说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公共秩序、社会公德和游戏规则等等，却不必看别人的脸色，听别人的闲话，把别人的意志当做自己的意志、以别人的喜怒好恶作为自己的喜怒好恶。相反，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qíng感，自己的选择，甚至自己的“隐私”。你可以不赞成我的态度、倾向，不同意我的立场、观点，看不惯我的作风、做派，但你无权gān涉我。甚至，如果你真是一个正派的人，那么，当我这些小小的权利受到侵犯时，你还会挺身而出保护我。因为这些权利，既是我的同时也是你的“天赋人权”。
保护这些权利，即是保护我们每个人作为人的权利，当然比你我之间的“私见不和”重要得多。故西哲有云：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我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捍卫你发表这意见的权利。至于你我的分歧，则完全可以坐下来慢慢讨论。即便一时得不到统一，分不清是非，也不要紧，了不起最后一齐拿到末日的审判席上，让上帝去裁决好了。
咱们中国人，可就麻烦多了。咱们既然没有“天赋人权”，那就至多只有“天赋人权”。既然没有“原始罪恶”，那就难免会有“现世罪恶”；既然没有上帝来做“是不是人”的仲裁者，便只好请他人来做仲裁者。
他人可是比上帝更难对付。
九他人不是上帝
首先，他人比上帝更难伺候。上帝只有一个，他人却有许多。“人多议论多”，做起“事”来也许是“热气高，gān劲大”，可做起“人”来却“意见杂，是非多”。
比方说一个老头带着孙子赶一头毛驴进城去。他应该怎样处理他们的走法呢？两个人都在地上走，放着毛驴不骑，被认为是“太傻”；老头骑孙子不骑，或孙子骑老头不骑，一则是“不爱幼”，则是“不尊老”，都被认为“太不像话”；老头和孙子都骑上毛驴，又被认为“太狠心”。最后那老头只好对自己的小孙子说，看来咱俩今儿个只好抬着驴进城了。
这个笑话的本意，大约是奉劝国人凡事要自己拿主意，不要什么都听别人的。
但在实际上，自作主张又谈何容易！因为，一个人倘若当真自己做起主张来，比方说，那老头和他孙子果真抬起驴来走路，可笑不可笑、可行不可行！先不说，原先那些发表议论的人，肯定都会一齐愤怒起来。怎么着？我们这么多意见你都不听呀？难道就你们自己正确？也太自以为是了吧？眼里还有没人？等等，等等。结果，那老头仍旧“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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