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至尊天子既然没有"反省"，帝国的臣民自然也只有"后悔"。而且，当他们后悔时，也都无一例外会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或者某些"客观原因"那里。比如阿Q 之所以挨打，是因为后来看见了小尼姑。正如崇祯之所以亡国，皆因"群臣误我"，自己是没有责任的。一个人，如果连对自己负责都做不到，又怎么能对国家负责？
也就只能假负责之名行推卸之实，比如下"罪己诏"。据huáng仁宇先生统计，西汉一代灾变不断。从公元前178 年，到公元前2 年，皇帝为此颁布诏书五十七次。其中可称为"罪己诏"的，宣帝有八次，元帝有十三次，成帝有十二次。但这绝不是负责，而是典型的不负责任和推卸责任。因为在这里，皇帝承担的，是不该他承担的责任。如果地震、洪水、火山爆发等等灾祸异变，是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当然该他负责。问题是并非如此。那么，他又下什么"罪己诏"？显然，这种极端负责的背后是极不负责。它甚至不是反省和检讨，而是作秀和炫耀：一是炫耀自己的仁慈本心（因爱民而不惜自责），二是炫耀自己的无私品格（连不该承担的事qíng都勇于承担），三是炫耀自己的特殊地位（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为天灾而罪己）。因此，历代皇帝都不在乎下"罪己诏"，也不怕措辞严厉。因为自责得越厉害，炫耀的水平就越高。这就正如他的称孤道寡，越是谦虚，就越是自夸。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连地震、洪水、火山爆发等等灾变都能负责，那他不是神又是什么？
尽管皇帝的这种自责其实极不负责，但至尊天子能够如此痛心疾首，说"四方有罪，罪在联躬"，已让广大臣民感激涕零。不要说不敢，就是敢，他们此刻也不忍心再追究皇帝的责任了。于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就在承担不该承担之责任的同时，规避了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对"天灾"之中"人祸"的责任。事实上，在任何一次自然灾害降临之时，造成巨大损失的原因往往不止于天灾，同时还有人祸，比如预警不力，防范不严，救助不快，指挥不当等等。究其原因，则又往往因于机构瘫痪、官员昏庸、相互推诿、上下隐瞒，甚至贪污腐败（比如将防洪堤修成了"豆腐渣工程"） ，因此是典型的人祸。这才真是应该检讨和追究的。然而皇帝自己不说，臣民也不问。在冠冕堂皇的"罪己"名义下，所有的（包括皇帝，也包括那些贪官污吏和昏官冗员的）责任，都被推卸得一gān二净。
帝国对其责任的规避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它宣布自己承担不该承担之责任，另一方面，又将自己应负之责jiāo给无力负责之人。这就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一直被当作"爱国主义jīng神"来弘扬的说法，也确实体现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国士jīng神，应该肯定。但我们要说清楚，这种jīng神，民间提倡则可，官方提倡则非；民众说说则可，帝国大讲则非。因为这样一来，就把责任的主体搞颠倒了。其实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天下兴亡，政府有责"，或者"天下兴亡，天子有责"。因为这天下不是匹夫匹妇们的，而是皇帝的，或者是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皇帝自己"坐天下"，却让并不坐这天下的匹夫匹妇们为其兴亡承担责任，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其实，即便这天下是匹夫匹妇们的（比方说在民主制度下），他们也不必承担责任。民主制的要义是"主权在民"，而"主权在民"并不等于"责任在民"。实际上，"人民"和"天道"一样，都是不能问责的。你无法追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人民"的责任。而且，从法理上讲也不能追究，正如不能追究"天"。天如有罪，"君权神授"的君主制就不正当。同样，人民如有罪，"治权民授"的民主制也不正当。因此，在君主制下，皇帝可以罪己，不能罪天。在民主制下，总统可以罪己，不可罪民（不可以怪罪人民不该选自己当总统）。民不可罪，故"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事实上匹夫匹妇们也负不了责。一个无权无势连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的匹夫，岂能担当"天下兴亡"的重责？如果硬要说他们有什么责任的话，那也只是做好自己一份本职工作，比如种好自己的"责任田"。责任与身份必须对称。因此我们只能说，种好庄稼，农民有责；开好机器，工人有责；教好学生，教师有责。因为那本来就是他们的责任。天下与匹夫却不对称，天下兴亡也不是他们的责任，因此不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当然，天下兴亡，匹夫无责，不等于说民众没有过问国家大事的权利，更不等于主张大家都不关心天下兴亡。但这不能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能叫"天下兴亡，匹夫有心"，或"天下兴亡，匹夫可问"。而且，也只是关心过问而已。至于这天下最后是兴是亡，则不是他们的责任。如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居然成了共识，甚至成了事实（比如民众自发地拿起武器保家卫国），那就只能说明该负责的不负责，能负责的没负责。
该负责任也能负责任的是政府。作为国家政令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政府对天下兴亡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授权人自己不行政，就像公司的股东大会不具体管理公司一样。正因为自己不管理，才可以问责于经理。同样，在民主制的国家，人民及其代表不能行政。在君主制的国家，则君主不能行政。因为行政者是要负责的，而负责者是不能问责的。负责人问责，岂非自己问自己？结果必定是既无人问责，也无人负责。这在政治学上，就是所谓"必元首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内阁"; "必君主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大臣"。也就是说，必须有负责的（代理人），有不负责的（授权人）。负责的不能问责，问责的不能负责。有人问责，有人负责，才有责任。
然而帝国制度却与此原理相悖。首先，它的授权人是不可能问责的，因为它的授权人是"天"。天何言哉！天，什么时候责问过它的代理人（天子）呢？尽管"天意"也被解释为"民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但民众又何曾能以"天"自居？不要说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责问"代理人"（皇帝），就是想问也问不了。因此所有的皇帝便都可以毫无顾忌地不负责任。不负责任也是必然的。因为他既没有实际上的负责对象，也没有实际上的问责人，同时也不存在立竿见影的奖惩。再说也奖无可奖（不能再提级别或多发工资），惩无可惩（无法立即将其撤换）。即无奖惩，又无责问，却指望他极其负责，岂非太过天真？
政府也不负责。因为它的责任和责任关系正如帝国的产权，同样是不明晰的。接受"天意"或"民意"授权的是皇帝，不是帝国政府。皇帝本人在接受了授权以后又亲自行政（至少在理论上和名义上亲自行政，叫做"亲政"） ，因此不具备问责权。事实上皇帝也从不向政府问责，只不过将其中个别官员视为"替罪羊"。他们的任务，不是承担"责任"，而是承担"后果"。当皇帝需要"平民愤"（也可以理解为"息天怒"）时，就会将其中一个或几个撤职查办甚至充军杀头。这其实是"问罪"，不是"问责"。人祸的责任依然无人追究，因为那责任归根结底是皇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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