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制"公"与"共"的xing质，决定了它的特征必然是"和"。也就是说，在共和政体下，参与政治事务和处理政治纠纷的方式，必定是和平的，也必须是和平的。因为按照共和体制，任何人都完全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比如竞选）获得执政的机会，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当然，他们当不当得上，是另一回事（也未必一定要成功），但可以想，可以争取，而且有希望。有希望，因此不必武装起义；有权利，因此不能bào力镇压。政权的jiāo替既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朝野双方能做的事qíng，也就是和平共处与和平竞争了。故"共和"者，必是因"共"（共有、共享、共治）而"和"（和平、和睦、和谐）。
这样一种制度和传统，是中国古代史上前所未闻，从未有过的。不错，我们是有"天下为公"的说法，而且被视为最高政治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可惜它只是理想，不是现实，而且是一种对原始社会并不完全准确的远古回忆，正所谓"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毛泽东《 贺新郎· 读史》 ）。即便是事实，也与现代意义上作为共和前提的"天下为公"相去甚远。共和制度讲的"天下为公"，是指政权（国家权力归公众所有）； 帝国制度讲的"天下为公"，则是指产权（土地资源归国家所有）。产权是不能全部归国家所有的。因为一旦如此，那么，谁掌握了政权，谁就占有了一切，就像历代王朝的皇帝或朝廷那样。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一旦占有了一切，他还愿意和别人共享吗？不可能。
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天下为公"，是不可能导致共和的，事实上也做不到。当然，"公天下之端"一定要被说成是"自秦始"（柳宗元《 封建论》 ），国民党也一定会标榜"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而且，他们也都只能自命为"天道"或"民意"的代理人，并不敢公然声称"天下为己"。毕竟，在理论上，帝国的天下是上天的；在名义上，民国的天下是国民的。然而大大小小的秦始皇们却又理直气壮地独霸代理权，并不认为有别的什么人可以代理，也不能容忍别人和自己一起代理。结果，秦始皇的帝国是"天下为公，一人代理"，国民党的党国是"天下为公，一党代理"，都不是"共和"（共同代理或选举代理）。
这样一种"一人代理"或"一家代理"的制度，绝不会允许异己政治力量的存在，更不允许他们觊觎政权。因此，历代王朝必然会将任何有颠覆嫌疑的可能扼杀在萌芽状态。当然，事实上存在着"轮流坐庄"，这就是"改朝换代"。但是，任何一个新的朝代都只会宣扬自己取而代之的合理xing和合法xing，断然不会承认自己也将会被取代和可以被取代。恰恰相反，他们总是反复qiáng调任何改朝换代或轮流坐庄的念头都是大逆不道和痴心妄想，必须同样扼杀在萌芽状态。甚至谁想建个小朝廷，当个儿皇帝，也是不行的。道理很简单--"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也就只能是出兵将其"剿灭"（如南唐之亡于宋）。当然也有倒过来的，即剿灭者反被剿灭（如明之亡于李自成的大顺或多尔衮的大清）。反正，谁要主张"皇帝轮流做"，谁就得亮出自己的拳头来。
显然，没有共，也就没有和。在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既然没有"共和"（选举换届）的体制和机制，那就只有"革命"（革除天命），而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改朝换代），则无一不是"bào烈的行动"（bào动）。即便是晋、宋那样的"禅让"，其实也是有武力作后盾的。中国传统政治的逻辑是成王败寇，你死我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为非如此则革命不能成功。所以，主张共和的孙中山最终也得办huáng埔，建党军。总之，中国历史上只有"互斗"，以及互斗之后的"臣服"，没有"共和"（和平竞争，共享政权）。
事实上中国历代王朝，包括两个朝代之间和他们周边的小王朝，几乎无一不是靠武装力量打出来的。这个传统至少从周代就开始了。周人得为"天下共主"，就是战争的结果。尽管周人在夺取了天下之后也希望和平，并创造了类似于联邦或邦联的"邦国制度"，但中国并没有因此而走向共和，反倒继续走向战争。因为这个"联邦"或"邦联"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下共主"--天子。这个"天之骄子"是谁都想当的。而且，只要力量足够qiáng大，也是当得上的。于是只好再打。先是打出"五霸", 后是打出"七雄"，最后是打出一个"始皇帝"。从此，中国就踏上了通过武装来夺取政权、改朝换代的不归之路。正所谓"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毛泽东《 贺新郎· 读史》 ）。
这就注定了这些王朝不可能实行共和制度。因为共和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和平，而王朝信奉的却是武力。这是那些开国皇帝们的信仰，也是那些割据的军阀和那些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和"准皇帝"们的共同信仰。他们不相信一个政权可以通过谈判来建立，更不认为自己夺取的政权有什么理由要与别人"共和"。他们信奉的是"打江山，坐江山"。也就是说，这江山既然是老子千辛万苦打下来的，当然就该老子独享，凭什么要和别人分享、共享。岂但不能分享、共享，而且要将一切有可能妨碍其独享的力量，统统用武力予以剿灭。最后的结果，当然只能是天下一统，中央集权，甚至独裁专制。等到所有的反对力量都表示臣服，天下真正归于一统后，便大体上可以告别"乱世"，并有希望进人"治世"了。
因此我们不必为东南互保的坐失良机，联省自治的中途夭折，国共合作的谈判破裂而遗憾，也不必为新中国成立之前只有成王败寇、改朝换代而扼腕。历史毕竟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而从秦、汉、隋、唐，到宋、元、明、清，传统只给了中国人两种选择：要么天下一统，君王专政；要么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相比较而言，前一种选择似乎更好。这其实并不能怪谁。
实际上，自从启废禅让，天下为家，邦国和帝国的历史上，就只有"改朝换代"，没有"选举换届"，也没有"共同执政"。"共和"这个词，倒是有的。据《 史记· 周本纪》 记载，西周时，厉王昏bào，民众造反。王出奔，国无君，召公、周公二相共同执政，号日"共和"，凡十四年。这就是所谓"召周共和"，常被人用来证明中国也曾有过共和传统。以"共和"二字翻译republic ，即典出于此。然而这段史实不但其事可疑，而且昙花一现。我们知道，关于"西周共和"，历来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司马迁《 史记· 周本纪》 的（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另一种则是《 汲冢纪年》 和《 鲁连子》 的（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按照后一种说法，则根本就没有什么二相或诸卿共同执政，只有一个名叫"和"的"共伯"（共伯名和）当了摄政王（共伯和gān王位）。而且，按照第一种说法，厉王死后，召、周二相即共立太子为王（即宣王），并把执政权还给他。可见"召周共和"即便是实，也不过权宜之计。相反，他们的还政于君，恰恰证明君主制才是"正宗"，共和制不过"异类"，而且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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