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jīng神与共和制度只能产生于商业民族，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商业民族就比农业民族或游牧民族高尚或高明，而只因于获利方式的不同。正当的获利方式是辛勤劳动，这在农业民族、游牧民族和商业民族那里都是一样的。但如果要巧取豪夺，那么，商业民族更倾向于巧取，而不是豪夺。谁都知道，商业上的成功，主要靠jīng心策划、反复计算和讨价还价，而不是靠明火执仗、打家劫舍。动用武力的事qíng也有，但那多半是为讨价还价铺平道路或创造条件。如果全凭bào力掠夺，那就不是商人，而是qiáng盗了。
所以商业民族也更主张谈判，而不是战争。所谓"谈生意"，就是说，所有的生意都是谈成的，不是打成的。即便进行"通商战争"，轮到做生意时，还得谈。通商不同于掠夺之处就在于，任何jiāo易都得有个商量。反过来也一样。只要能商量，任何事qíng都可以看作jiāo易，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包括政治问题。这就是"和", 即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jiāo易能够最终达成，其方案一定是"互利"的；争端能够和平了结，其方案必定是"双赢"的。互利和双赢不是一方压倒或吃掉另一方，因此不但是"和"，而且是"共和"。
政治争端的解决既然被视为jiāo易，当然也就要按照商业的方式和规则来进行。首先是要谈，即"主张"，相当于商业活动中的推销产品和报价（包括陈述定价的理由）。这是需要专业能力和专门人才的，由此便产生了职业政治家，比如议员。议员虽然名义上是民选，实际上不可能得全票，其实只是政治主张相同或接近的一群人选出的，是他们的政治代言人，与公司派出的商务代表没什么两样。议员的任务是同其他的代表去"谈生意"，与之相对应的政治制度就是"议会民主"和"代议制"。这种制度在商业民族那里一点都不难理解，因为这就像把自己的业务jiāo给中介公司或专业公司去打理，比如找专门的会计公司帮自己算账，找专门的投资公司帮自己理财。选举议员，则不过找那些专门搞政治的人，来代理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在现代商业社会已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率的做法。所以，只有在商业共和国的早期，他们才会实行"直接民主"的制度。因为那时他们大多是"个体户"，每笔生意都是自己亲自去谈的。
jiāo易要想成功，不但要谈（主张），还得让。这就是"妥协"，相当于商业活动中的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不仅包括要价，更重要的还是让价（当然要有底线）。只有讨价没有还价的买卖不是买卖，也不能成功。双方各让一步，jiāo易才能达成。如果一方自以为大权在握，另一方自以为真理在手，或者双方都唯我独尊，谁也不肯让步，那就只有"互斗"和"一边倒"，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了。事实上没有妥协就没有共和。美国的1787 年费城宪法，就是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伟大妥协"的产物。其结果是各种政治力量的长期共存，和平共处，互相监督，轮流坐庄，这就是"共和政治"。
最后就是"签约"了。这就是"立法"，相当于商业活动中的签订合同。不过，这不是一般的合同，毋宁说是"框架协议"。它规定的是原则，而非具体事务。由于规定的是原则，因此它甚至需要一个关于如何签订合同的合同，这就是"立法法"；还需要一个规范一切jiāo易原则和签约原则的总合同，这就是"宪法"。只有在宪法框架内达成的jiāo易和签订的合同才是合法有效的，也才受法律的保护，这就是"宪政制度"。请看，民主、共和、宪政，或者说，议会民主，共和政治，宪政制度，是不是背后都有商业活动的影子？
这当然是我们民族不可能有的政治传统和思维方式。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农业民族既不主张巧取，也不主张豪夺，而主张实gān。根据实gān的jīng神，清谈是要误国的。这就使我们对议会民主之类的制度，先入为主地不以为然。同样，由于长期以来对商业、商人、经商活动和通商贸易的蔑视和鄙视，jiāo易、妥协、讨价还价之类在我们民族这里从来就是贬义词。我们主张的是大义凛然，是一诺千金，是重义轻利，是"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是"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因此，尽管事实上存在着巧取豪夺，但那是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说的，更不能公开号召，而必须饰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为民请命"、"清君侧"）。于是中国历史上就只有宫廷政变，没有议会民主；只有逐鹿中原，没有共和政治。同样，我们也不可能有宪政制度。因为我们更看重的是信义而不是契约，是道德而不是法律，怎么可能有法治，又怎么可能有宪政呢？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只有商业活动，才qiáng烈地要求明晰产权，分清公私，因为买卖无非权属的让渡。这件东西原本是我的，卖给你以后，就是你的了。这就必须首先明确这件东西是不是我的。如果是别人的，我就无权出售。如果是公共的，我们就不能买卖。所以商业活动既要求明晰产权，又要求分清公私。如果产权不明，买卖双方就不能成jiāo。谁敢购买一件产权不清的商品呢？同样，如果公私不清，也很难走向共和。因为共和国（republic ）这个概念来自"公共事务"（ res publica ） ，它是相对于"私人事务"（ res priv ata ） 之外的领域。只有在这个领域中，才有共和与否的问题，私人事务领域内是无所谓共和不共和的（甚至反倒应该是独立）。可见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是实现共和的前提。
宪政亦然。宪政要限制的，是公共权力的使用，不是私人权利的享有。相反，它还要求不得立法侵犯民众个人的基本权利。宪政和法治的原则是：对于政府，凡是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都是不能做的；对于个人，则凡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可见其公私之分明！至于民主之必须分清公私，更是不言而喻。如果公就是私，私就是公，也就无所谓主权在君还是在民。其实民主、共和与宪政，都旨在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而不在gān预私人领域中的自由。但如果没有私人领域，也就无所谓公共领域；而如果没有私人财产，恐怕也很难有私人领域。因此，明晰产权，分清公私，方有民主，方有宪政，方有共和。
然而正如本书第五章所述，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和家国一体的上层建筑，却导致了传统中国的产权不清和公私不分。这就使我们不知何谓民主，何谓共和，何谓宪政，也不知何谓共产主义。比方说，先是把共产主义解读为"共产共妻"，继而又把"共产"理解为"均贫富"、"打平伙"、"吃大锅饭"。这真是大谬不然。其实日本人把Communism 翻译为"共产主义"，意思是"共同集体生产"。可见日译"共产主义"的"产"，是生产的"产"，不是财产的"产"。按照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其实该叫"共劳主义"。当然，准确的说法，还是"共同主义"或"共同体主义"。因为Communism 的语源Community , 原本有社区、团体、群落、公众、共同体等义。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把共产主义社会叫做"联合体"。他们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请问，这是均贫富、打平伙、吃大锅饭，是"共产共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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