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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山之石:儒墨道法的救世之策_易中天【完结】(33)

  问:法家怎样成功?

  答:先是帮助某些国家称霸,比如管仲之辅佐齐桓公,后是帮助某些国家争雄,比如吴起之辅佐楚悼王。不过,法家最大的成就还是在秦国。由于商鞅的变法,秦由公国变成了王国;运用韩非的理论,秦又由王国变成了帝国。秦的“大国崛起”,岂非法家之功?更何况,自从秦始皇“一剑定乾坤”,百家争鸣就终结了,法家思想被钦定为大秦帝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法家,难道不是最成功的?

  问:这么说,法家的思想是最正确的?

  答:不能这样讲。这样讲,就“成王败寇”了。我们只能说,法家那一套是最管用的。

  问:法家的学说,为什么就最管用呢?

  答:务实呀!法家与儒、墨、道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三家都是“理想主义”,只有法家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者的特点,是他的主张一定要自己认为“最好”。有没有用,不管。现实主义者则相反。他的方案,是不是“最好”不敢说,但肯定管用。法家就是这样。

  问:法家为什么是现实主义者呢?

  答:与法家人物的身份有关,也与他们代表的派别和阶层有关。实际上,先秦诸子都是“士”,也都代表着“士”,但派别和阶层不同。大体上说,儒家代表文士(或儒士),墨家代表武士(或侠士),道家代表隐士。所以,儒家思想,是“文士的哲学”;墨家思想,是“武士的哲学”;道家思想,是“隐士的哲学”。

  问:法家呢?法家代表什么人?

  答:谋士。法家的思想,是“谋士的哲学”。

  问:谋士的哲学,怎么就一定管用呢?

  答:因为谋士的任务,就是出谋划策。替谁出谋划策?替雇佣或聘用他们的人。这些人雇佣或聘用他们,是为了帮自己解决问题。谋士的主意如果不管用,谁要他们呀?所以,法家人物,不管是出将入相(如管仲、商鞅),还是着书立说(如慎到、韩非),他们的主张和方案,都一定可以cao作,而且保证管用。也因此,儒、墨、道三家都可以“坐而论道”,法家却只能“横行霸道”。

  问:你对法家的评价这么低?

  答:不是评价,是客观描述,只不过略有调侃而已。实际上,“横行霸道”这个词,要打引号。它的意思是说,四家“走法”不同———儒、墨、道“直走”,法家“横行”。

  问:为什么会这样?

  答:因为他们的“道”不同。道,原本指道路。道路不同,走法就不同嘛!

  问:有道路问题吗?

  答:当然。chūn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诸子争鸣?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天下大乱无路可走;而争鸣的核心,则是“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根本问题。

  问:那么,四家的“道”,又有什么不同?

  答: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

  问:什么意思?

  答:所谓“天道”,就是女娲、伏羲、神农之道,也就是氏族社会之道;所谓“帝道”,就是尧、舜、禹之道,也就是部落联盟之道;所谓“王道”,就是文王、周公之道,也就是西周封建之道。这些都是“向后看”、“开倒车”。客气一点,无妨称之为“直走”。

  问:为什么说是“直走”?

  答:一根筋,直肠子,不拐弯,认死理,而且“理直气壮”地“一直往后走”。道家走得最远,huáng帝都看不上,最好是伏羲。墨子近一点,退回大禹。孔子比较实际,如果西周回不去,打个折扣,东周也对付(吾其为东周乎)。这就真是“认死理”了———认“已死之理”嘛!三家认的既然都是“死理”,也就只能“空谈”。于是,“直往后走”就变成了“坐而论道”。不过,他们原本就不在乎管用不管用的。坐而论道,倒也无妨。

  问:法家为什么只能“横行霸道”?

  答:因为法家主张的“道”,是“霸道”;而法家的“霸道”,又只能“蛮横”地去“实行”。蛮横地实行霸道,岂非“横行霸道”?

  问:法家蛮横吗?

  答:蛮横。哪怕所有人都反对,都说不行,也要硬gān,而且不惜代价,不怕牺牲。比如商鞅,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你知道杀了多少人?刘歆《新序》的说法,是某日一天之内就处决囚犯七百余人,以至“渭水尽赤”。最后,商鞅自己也献出了生命,惨死于酷刑。这难道还不是“蛮横地实行霸道”,不是“横行霸道”?

  诸子之争,缘于“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梦想”

  问:奇怪!霸道,为什么就必须“横行”?

  答:这就要弄清楚什么是“霸道”。表面上看,霸道即“五霸之道”。

  问:什么是“五霸”?

  答:就是chūn秋时期出现的五个“霸主”,叫“chūn秋五霸”,也叫“五伯”。这五个霸主是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还有一种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反正齐桓、晋文、楚庄总是位列其中的。这五个,先后是当时诸侯中最牛的君主。他们的国家,也先后是当时各国中最qiáng的国家。因此,顾名思义,所谓“霸道”,就应该是齐桓、晋文的“称霸之道”,或者是他们的“大国崛起之道”。

  问:难道实际上不是?

  答:齐桓、晋文的是,商鞅、韩非的不完全是。

  问:此话怎讲?

  答:看看商鞅变法就知道。请问,商鞅变法的结果,仅仅是秦公国的“大国崛起”,秦孝公的“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吗?不!它的最终结果,是秦始皇的“一统天下”,秦帝国的“四海一家”。当然,这里面还有韩非的“贡献”。但商鞅“肇其始”,是肯定的。秦始皇不是齐桓公、晋文公,也是肯定的。

  问:秦始皇与齐桓公、晋文公,又有什么本质区别?

  答:齐桓公、晋文公是“称霸一时”的“霸主”,他们的国家也只是诸多侯国中的“超级大国”。秦始皇却是“君临天下”的“独主”,他缔造的帝国则意味着“整个世界”。两者之间,岂能同日而语?商鞅、韩非的主张,又岂能只是“五霸之道”?

  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很简单,仅仅只有“霸主”,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

  问:什么需求?

  答:“资产重组”呀!我们一开始不就说了吗?chūn秋战国天下大乱,就因为原先的格局已被打破,整个世界失去平衡,各种势力重新洗牌。这时,作为“总公司”之“总经理”的周天子,就只剩下一个“天下共主”的名义,实际上管不了那些越来越牛的诸侯。这就必须另外有人来摆平天下,维持“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秩序。谁来摆平呢?也只能是那些越来越牛的诸侯当中最牛的人。他们,就是所谓“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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