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还可以退一万步说，即便责任是慈禧一个人的，那么，满朝文武，凤子龙孙，成百上千的男人，都拗不过一个女人，不也挺窝囊的么？
更窝囊的是，中国的男人，不但往往难以负起保护女人的责任，而且有时还要把保家卫国的责任，也都一古脑儿地推给女人。什么“穆桂英挂帅”，“佘太君挂帅”、“十二寡妇征西”，全是打男人耳光的“好戏”。
不可将“杨门女将”与“木兰从军”相提并论，以为那都是“歌颂了中国妇女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jīng神”。木兰从军是女扮男装。一同上阵厮杀的，仍都是男人。杨门女将给人的感觉，却似乎是男人都死光了，非“十二寡妇征西”不可。
事实上，在国难当头、兵临城下之际，男人不如女人的事，也不止一件两件。比如《红楼梦》第七十八回讲到的林四娘一事便是。林四娘是恒王身边的一个美女，恒王战死后，“青州城内，文武百官，个个皆谓：‘王尚不胜，你我何为？’遂将有献城之举。”反倒是“叱咤时闻口舌香，霜矛雪剑娇难举”的林四娘，率女兵出城，与敌决一死战。所以宝玉的词便愤而叹曰：“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这是问得极好、极沉痛，也极有深意的一句，可惜贾政之流并未听懂。
当然，“穆桂英挂帅”也好，“林四娘杀敌”也好，都只是个别的特例，但它们反映出来的文化心理，却值得深思。这么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人曾像宝玉那样作过反省，问过“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的问题呢？几乎没有。多数的男人，不是像贾政那样，把这些故事当做风流韵事来品评和赏玩，便是楞往上面乱贴“爱国主义”的标签，以此来掩盖文化的悲剧，这才真是令人为之扼腕的事。
事实上，从原始时代起，男人和女人，对于自己家庭、氏族和民族的存亡继绝，就有不同的分工和责任。女人的任务，主要是生儿育女，保证族类生命的延续；男人的任务，则主要是猎取食物和保卫部落，保证族类的现实存活。可见，保家卫国，从来就是男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女人至多只是做一些辅助工作，决没有“挑大梁”的道理。如果战端一开，竟是女人主战，男人主和，或者女人上阵，男人投降，那么最终的结果，大约也就只能是女人被rǔ，男人哭脸而已。“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个男人，是连哭，也只能对着女人哭了。
这样的男人，哪里还像男人？
这就难怪中国戏曲舞台上的那些男人一个个那么窝囊，那些女人都一个个那么贤能，而这些“颠倒yīn阳”的戏又居然能“颠倒众生”。道理看来很简单：那些平时充当男人保护着的女人，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些平时受尽欺凌的女人，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而那些不像男人的男人，则看到了自己角色错位的“合理xing”，当然大家一起来叫好。
但，这果真很好么？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男人之（四）大老粗与小白脸
白面书生、江湖好汉、忠臣孝子，以上三类，大体上就是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男xing“正面形象”的主要类型。千百年来，这三类形象不断地在书本中被表彰，在舞台上被扮演，在民众中被传说，久而久之，便几乎成了中国男xing的典型代表。
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qíng。
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这三类男人，一类是女xing化的，一类是无xing化的，还有一类是半女xing化半无xing化的。如果他们果真是中国男xing的典型代表，则中国的男人，岂非就“不像男人”？
幸而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这三类人物似乎并不能说就是中国男人的代表。比方说，占中国人大大多数的农民，他们就代表不了。另方面，生活中的文人、好汉、臣子们，大约也未必就是书本中和舞台上那样女xing化和无xing化。要言之，他们是被“说成”无xing化和女xing化的。
然而，问题的要害也许恰恰正在这里：明明并非无xing化或未必女xing化的男人们，为什么一到了书本中和舞台上，便要被“说成”是无xing化或女xing化的呢？为什么读者和观众看了以后，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倒颇为欣赏呢？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这么说，这么演，这么看，却并无一人提出异议呢？这就只有一个结论：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倾向于赞同和欣赏，至少也是不反对男人的无xing化和女xing化的。
要弄清这里面的奥秘和缘由，无疑是一件太费商量的事qíng。但似乎可以肯定，它很可能与我们民族文化的特质有关。中国文化大体上是一种农业民族的文化。农业较之畜牧业，缺少明显的xing特征，而农业民族也不像游牧民族或狩猎民族那样，需要男xing的攻击和冒险，毋宁说更多地还是需要女xing的忍耐和jīng细。chūn播秋收有如女人的十月怀胎，jīng耕细作有如女人的纺织fèng纫，农业民族的文化xing格是很容易倾向于无xing化女xing化的。
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则可能是造成无xing化和女xing化倾向的另一个原因。我们知道，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其他人相对皇帝而言，都必须多多少少具有yīn柔的xing质，在把皇帝“君父化”的同时也将自己“臣妾化”。事实上，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xing化了的同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xing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大清王朝最后三位皇帝连儿子都生不出一个，便是证明。
最后，与上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对应的意识形态，也是无xing化和女xing化的。道家和佛家的yīn柔特征，已有不少学者说过；而儒家虽被标榜为“刚柔相济”，其实是相当无xing化的。所以，讲“忠义”的江湖好汉无xing化，爱“道德”的白面书生女xing化，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忠臣孝子们，则介乎无xing与女xing之间。
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的现代版本，就是所谓“大老粗”和“小白脸”。
似乎很难给“大老粗”和“小白脸”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实际上，它们的文化内涵要远远超过其字面意义。“大老粗”其实并非又老又粗，“小白脸”也不仅仅只是皮肤白嫩、而且姣好。准确地说，这两个词代表的乃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倾向，其中既有传统因素，又有时代特征，既有地域色彩，又有政治缘由，很值得我们细细咀嚼一番。
一般说来，“大老粗”的本意，是指“粗俗而不文雅”的意思。所以它原本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汇，有时也被用来作谦词。但实际上，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人们的自称“大老粗”，早已从“谦虚”变成了“炫耀”。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自称“大老粗”。有资格自称“大老粗”的，主要是战争年代和建国革命队伍中的男xing成员。他们或者有根红苗正的出身，或者有久经考验的履历，或者有当家作主的豪气，因此有资格把一个原本带有贬义的词改造为褒义，而一个不具备上述资格的人，比方说，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又从末参加过革命斗争，如果也来自称“大老粗”，则显然是“自不量力”，只会引起人们的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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