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去夏府做客，除了笑谈与美肴，还有许多近照可以传观，并且引发话题。她家的客厅里有不少小摆设，在小鸟与青蛙之外，更多的是象群。她收集的瓷象、木象、铜象姿态各殊，洋洋大观。
朋友知道她有象癖，也送了她一些，总加起来恐怕不下百头。这些象简直就是她的“象征”，隐喻着女主人博大的心胸，祥瑞的容貌。海音素称美女，晚年又以“资深美女”自嘲自宽。依我看来，美女形形色色，有的美得妖娆，令人不安；海音却是美得有福相的一种。
这位美女主编，不，资深美女加资深主编，先是把我的稿子刊在“联副”，继而将之发表于“纯文学月刊”，最后又成为我好几本书的出版人。我的文集《望乡的牧神》、《焚鹤人》、《听听那冷雨》、《青青边愁》，诗集《在冷战的年代》，论集《分水岭上》都在她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出书，而且由她亲自设计封面，由作者末校。我们合作得十分愉快：我把编好的书稿jiāo给她后一切都不用cao心，三四个星期之后新书就到手了。欣然翻玩之际，发现封面雅致大方，内文排印悦目，错字几乎绝迹，捧在手里真是俊美可爱。那个年代书市兴旺，这大本书销路不恶，版税也付得非常慡快，正是出版人一贯的作风。
“纯文学出版社”经营了廿七年，不幸在一九九五年结束。在出版社同人与众多作者的一片哀愁之中，海音指挥若定，表现出“时穷节乃见”的大仁大勇。她不屑计较琐碎的得失，毅然决然，把几百本好书的版权都还给了原作者，又不辞辛劳，一箱一箱，把存书统统分赠给他们。这样的豪慡果断，有qíng有义，有始有终，堪称出版业的典范。当前的出版界，还找得到这样珍贵的品种吗？
海音在“纯文学出版社”的编务及业务上投注了多年的心血，对台湾文坛甚至早期的新文学贡献很大。祖丽参预社务，不但为母亲分劳，而且笔耕勤快，有好几本访问记列入“纯文学丛书”。出版社曲终人散，虽然功在文坛，对垂垂老去的出版人仍然是伤感的事。可是海音的晚年颇不寂寞，不但文坛推重，友qíng丰收，而且家庭幸福，亲qíng洋溢。虽然客厅里挂的书法题着何凡的名句：“在苍茫的暮色里加紧脚步赶路”，毕竟有何凡这么忠贞的老伴相互“牵手”，走完全程。而在她文学成就的顶峰，《城南旧事》在大陆拍成电影，赢得多次影展大奖，又译成三种外文，制成绘图版本。
在海音七十大寿的盛会上，我献给她一首三行短诗，分别以寿星的名字收句。子敏领着几位作家，用各自的乡音朗诵，颇为叫座。我致词说：“林海音岂止是长青树，她简直是长青林。她植树成林，我们就在那林yīn深处……常说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位伟大的女xing。现在是女qiáng人的时代，照理成功的女人背后也必有一位伟大的男xing。可是何凡和林海音，到底谁在谁的背后呢？还是台语说得好：夫妻是‘牵手’。这一对伉俪并肩携手，都站在前面。”
暮色苍茫得真快，在八十岁的寿宴上，我们夫妻的座位安排在寿星首席。那时的海音无复十年前的谈笑自若了。宾至的盛况不逊当年，但是热闹的核心缺了主角清脆动听的女高音，不免就失去了焦聚。美女再资深也终会老去，时光的无礼令人怅愁。我应邀致词，推崇寿星才德相侔，久负文坛的清望，说一度传闻她可能出任文化部长：“可是，一个人做了林海音，还希罕做文化部长吗？”这话突如其来，激起满堂的掌声。
四年后时光的无礼变成绝qíng。我发现自己和齐邦媛、竐弦坐在台上，面对四百位海音的朋友追述她生前的种种切切。深沉的肃静低压着整个大厅。海音的半身像巨幅海报高悬在我们背后，熟悉的笑容以亲切的眸光、开朗的齿光煦照着我们，但没有人能够用笑容回应了。刚才放映的记录片，从稚龄的英子到耋年的林先生，栩栩的形貌还留在眼睫，而放眼台下，沉思的何凡虽然是坐在众多家人的中间，却形单影只，不，似乎只剩下了一半，令人很不习惯。
我长久未流的泪水忽然满眶，觉悟自己的“城南旧事”，也是祖丽姐妹和珊珊姐妹的“城南旧事”，终于一去不回。半个世纪的温馨往事，都在那幅永恒的笑貌上停格了。
二00二年八月于高雄左岸。
附：追寻母亲林海音的足迹
作者：夏祖丽
为母亲作传寻访北京故居
上个月，应天下文化出版社之邀撰写《林海音传》，我追寻母亲的成长足迹，从南半球的澳洲飞回，踏上了北京——她从５岁起，住了２６年的地方。
第二天，在祖炽、祖火奎两位堂兄的陪同下，我们访问了北京师大附歇—当年的chūn明女中、琉璃厂、晋江会馆、夏家老宅、南长街、中山公园、厂甸……母亲的北京生活都在城南，她的《城南旧事》顿时展现在我的眼前。
永光寺街一号的夏家老宅，是一大片四合院，如今就要拆了。
母亲刚结婚时，在那儿住过几年。想想当年，与寡母和弟妹相依为命的台湾姑娘小英子，嫁到一个公公、两个婆婆、八个兄弟、四十多口的书香大家庭，会是什么样的心qíng呢今年７４岁的祖火奎堂兄记忆犹新。他说：“六婶母亲 和大家相处得很好，谁也对她说不出一个不字来。她并非逆来顺受，也不会使人欺负她。她有一套大家庭相处的智慧，等到六叔六婶经济条件好了，就搬出了老宅。他们是夏家兄弟中，第一个搬出老宅的。”
祖火奎堂兄说：“把六叔六婶两个搁在一块儿，就是一个字，新”南长街是他们自组小家庭后住的地方，我就在那儿出生。在文章里，母亲写道：“我们在北平的家，小方院当中，有一棵小槐树。夏季正是一个天然的天棚，覆盖全院。大的孩子在树荫下玩沙箱，奶妈宋妈 抱着‘咪咪’坐在临街的门槛上‘卖呆儿’。我伏在书桌上，迎着树影婆娑的碧纱窗书写，只听见疾笔沙沙，寂静的下午常是在这种环境下度过的。”
５０年后的今天，同样的寂静下午，我站在南长街的小方院里。大槐树没了，临街的门槛还在，我明白了，当年宋妈为什么老爱抱着我坐在这儿，因为对面就是中山公园的大门，人来人往，多热闹呀外公早逝，母亲扛起家计民国２０年，外公最小的弟弟因为抗日，被日本人毒死在大连牢里。外公自北平去收尸，伤心又生气，回来不久就吐血，一病不起，竟然４４岁的英年，病逝在北平。
算算外公在民国１１年，从台湾故乡头份渡海到北京，在那儿共住了９年。
外公去世时，母亲只有１４岁，是家中老大，下面有６个年幼的弟妹。外婆是个乐天知命、不识字的旧式妇女。母亲在文章中提到：“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了。父亲去世后，我童年的美梦从此破灭了。”
为了节省开支，外婆一家八口不得不搬离梁家园温暖的小楼，住进福建、台湾乡亲专用的晋江会馆。在那儿住，不用缴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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