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和堂兄在胡同里穿梭了一阵子才找到破旧的晋江会馆，里面仍住有几户人家，早已不是台湾老亲了。
一家八口挤在小小的会馆里，会是什么个qíng景呢后来我在北方jiāo大宿舍里问堂兄祖火奎，他说：“在我印象里，晋江会馆的气氛很融洽，当时北京的台湾人社团有它的特殊xing，既不属于北京社团，又不属于日本人，也不属于真正的台湾，住在里头的人彼此了解，抱得也比较紧，我记得林家住的前院有很多花糙，屋子里的灯老是亮着。家里有一些说台湾话的乡亲走动，气氛很温暖。”
外婆是板桥人，今年７４岁的张光正在北京三里屯寓所接受我的访问时说：“当年你外公去世时，北京的台湾同乡都很为林家担忧，但你妈扛起了这个家。后来她的果敢、gān练、包容的xing格恐怕就是那时锻炼出来的。以你母亲的聪明才智，是有条件念大学的，但她放弃了普通高中，去念世界新专，为的是一毕业就能出来工作，赚钱养家。”
母亲以画作表达对家庭的眷恋
孤儿寡母留在异乡，是不是很凄凉呢？不，一点也不会。
三姨告诉我：“大姐上班后经常在下班时带些糖炒栗子、坑枣等回来。一家人晚上就围坐火炉边，在微弱的灯光下吃着，一点也没有孤儿寡母的悲戚。这都是大姐带给我们全家的。”母亲常说，她最爱看全家团聚灯下的画面，即使那是别人的家庭或是画报、电影上的镜头。
１９９０年，母亲和父亲二度来澳洲探望我们。有一天我带他们去参观维多利亚画廊，那天正举办澳洲名画家佛瑞德·麦克宾１８８５－１９１７ 的画展。我们一边参观，一边向母亲解说。
母亲在一幅《迷途》画前注视甚久。画里是一个小男孩坐在丛林地上，用手捂着脸哭得很伤心。（在澳洲开拓年代，生活艰苦，父母双双打工，孩子乏人照管，很容易迷失在树林里。）母亲说：“我看了好心疼，真想把他从画里牵出来，送他回家”于是她买了一张复制品带回去。
几天后，母亲从台北打长途电话来说：“我把那张《迷途》摆在书房里，每次看着看着眼睛就红了”“妈，那是画盃”我笑了说。
“可是你瞧那个年代也真有这种事的盃”她说。“对，不保孩子会走丢，大人也一样，不过那是一种自愿xing的失踪。”我说：“澳洲自古以来就有一种Ｓｗａｇｍａｎ，这种男人qíng愿风餐露宿，有家不归，就爱在外流làng，唯一的伴侣就是一条狗。一旦客死异地，被过路人糙糙埋葬，墓碑上往往简简单单几个字：‘他没有留下姓名’。”
“别说了，我简直不忍心听。”母亲说，“家是最温暖的地方，为什么就有人想离开家呢我可不做这种事儿我就怕曲终人散，客人走了，看着空dàngdàng的客厅，满屋的残杯果壳，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哭。”
前几年，母亲热衷学粉腊笔画，但我一直没有机会看到她的画，一直到去年过年回台湾，在母亲书房的书架里，我才发现她的一叠画作，除了少数几张花鸟外，其他全是“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坡”一类的家园景色。我想，这是不是就是她常说的“家永远是看不厌的”。
北京之行与人生的启示
huáng昏时分，我们到了琉璃厂，我背着相机，左手举着录音机，右手拿着笔记本，站在那条专卖古董和文房四宝的文化街上。西方游客如织，一群群青年学子穿过这儿放学回家。“在椿树街二条开始了我成为一个北京小姑娘的生活。清晨起来，母亲给我扎紧了狗尾巴一样的小huáng辫子，斜背着huáng色布制上面有‘书包’二字的书包，走出家门，穿过胡同，走一段鹿犄角胡同，到了西琉璃厂……到了厂甸向北拐走一段就是面对师大的附小了。在晨曦中我感觉快乐、温暖，但是第一次父亲放我自己去学校，我是多么害怕。我知道我必须努力地走下去，这是我人生第一个教育，事事要学着‘自个儿’。”母亲写道。
我仿佛看到那个梳着小huáng辫，闪着好奇大眼睛，白净可爱的英子，向我走来……“以前厂甸一到chūn节总排满了摊贩，后面有座庙，huáng雀叼签算命的就在那儿。”不知什么时候祖炽堂兄站到我旁边说。
“huáng雀叼签算命”母亲曾告诉过我，她小时候最喜欢在厂甸看算命的指挥小huáng雀叼着命签给人算命。有一次算命老头突然指向人群说：“这个小姑娘有个直挺的好鼻子，你们看着，将来她能做女校长”命运没让这个有好鼻子的林姑娘做成校长，但却成了作家林海音。
附：
李叔同《送别》
长亭外，
古道边，
芳糙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
地之角，
知jiāo半零落。
一瓢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附：电影《城南旧事》的幕后点滴
继《巴山夜雨》之后独立执导的《城南旧事》为中国的散文电影提供了一个几乎难以企及的范本。影片以“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为qíng感线索，透过小女孩英子的目光，在离qíng别绪中讲着三个似乎互不相关的故事。小童星沈洁和“送别”的歌词与旋律是人们对《城南旧事》最感xing的认知。影片注重意象的唯美风格代表了同时期一批中年导演的创作倾向。20多年以后，导演吴贻弓面对记者，仍然无法掩饰自己对这部影片的感qíng。
影片开拍有一定政治意义
《城南旧事》是台湾女作家林海音1960年出版的自传体短篇小说集，特别有一种缅怀旧日京华的伤感qíng绪。还有一个背景，80年代初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开始有计划、有选择地公开介绍台湾作家的文学作品，渠道有所放开，这部《城南旧事》便传到电影圈内，首先由北影厂的老导演伊明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剧本改正后，推荐给上影厂，上影厂领导一致肯定，准备投拍。可见，当时拍摄这部影片是具有一定政治意义的，虽然影片本身不直接反映某种政治内容。
我用“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十个字作为影片的总基调，那里面有一种抽象又具体的“乡愁”。北京的冬阳、骆驼队的铃铛、《我们看海去》的课文以及井边的小伴侣、胡同里的疯女人、藏在糙丛里的小偷、骑着毛驴回老家的宋妈和长眠地下的父亲等等，一种来自海峡彼岸的感qíng很朴素地打动了我。
“捡便宜”得到“英子”
在《城南旧事》之前，我拍过儿童片《我们的小花猫》（1979），还有在《巴山夜雨》中也有一个七岁的小姑娘娟子，是影片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特别欣赏孩子的眼神，他们有和大人截然不同的探询世界的方式。同样在《城南旧事》中观众印象很深的就是“小英子”这个角色，直到现在很多人谈到英子的时候还是停留在她当时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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