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我把片子要播出的消息通知了三得利公司，据说连云港市市政府当天还组织了收看，影响很大。
我和三得利公司素昧平生，那个拍了半个月、等了一年的报道结束之后也再无往来了，当时我顶着压力做这篇报道就是凭着一股社会责任感。
第十五章 轰动一时的报道
三得利啤酒的案件报道后，我深刻感受到媒体的力量和记者的社会责任感与专业判断有多么重要。而《都市传真》正好给了我发挥这种能力与责任感的平台和机会。
一九九七年的五一节，我正和家里人在包饺子，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个小孩儿被继母nüè待，已经被打得送医院抢救去了。我立刻喊上一起做三得利啤酒报道的那个摄像，火速赶到南京军区总医院。
那个被打的孩子才六岁，被打得肠子都断成了三截，肚子上cha了好几根管子，脸色惨白，奄奄一息。孩子特别懂事儿，再疼也不哼哼，也不哭，躺着什么话都不说，同病房的人看了直掉眼泪。从小孩儿的外婆那里得知，孩子叫鲍洋，是双胞胎中的一个。父母离婚后鲍洋跟了爸爸，结果那个打流混世、靠女人过活的男人，又找了一个很厉害的女人。那个女人经常nüè待鲍洋，最后把孩子打成了肠穿孔。
从医院出来，我去了孩子住的地方，位于南京老城南的一个四合院。邻居们向我描述了孩子更多的悲惨遭遇—继母有时连水都不给喝，孩子渴极了就喝雨水或者邻居放在院子里的盆里的脏水，而且三天两头挨打，等等。采访结束后，我没有回家，直接就去台里剪片了，同时向主任报告采访的qíng况。《都市传真》的一档专题新闻，从前期到后期完成大约要五六天时间，主任听了我的汇报后，立刻调整播出计划，要求我两天内务必拿出片子。
熬了两夜，片子终于赶在五月三日晚上播出了，没有想到片子播出后，一下引起了qiáng烈的社会反响，善良的中国观众大概最受不了这种报道。从节目播完一直到晚上十二点，台里的总值班电话和新闻热线电话就一直响个不停，所有电话都愤怒地谴责那个继母—后来了解到那个女人还不是继母，因为当时她根本没有和小孩儿的爸爸结婚。
当时还没有什么收视率一说，台里一般也很少接到观众的电话，通常就是因字幕打错了偶尔会来几个电话，以至于那天突然接到那么多电话，值班的领导都震惊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晚，主任又给我打了电话，说第二天要跟踪报道下去，为此还专门安排了两路记者给我。
第二天，当我赶到军区总医院时，小鲍洋的病房门口已经全是人了。护士说，节目一播完就有观众跑到医院来看孩子了，还有人当场捐钱。事qíng发展到这一步影响已经很大了：小孩儿的病qíng如何，治疗费用如何落实，有没有后遗症，打人的凶手在哪儿，如何惩处等，都是观众关注的焦点。这条报道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我们自然要给公众一个jiāo代。频道为这件事qíng停掉了另一个栏目，把时间和记者人力都抽调了过来。等到第二天节目播出后，我已经出不去了，只能待在台里写稿和剪片，让同事们出去采访、拍摄。到第四天，演变成我只能睡在单位，同事们拍回来的录像带铺了一地，剪片子的时候找镜头都要找半天。
这个系列报道一共做了四期，我还记得上字幕时，第一期职员表是记者孟非，摄像疏洵；第二期记者名字就有六七个了；第三期，记者人数变成了十几个；到最后一期，字幕几乎就是当时整个频道的人员花名册，光字幕都走了半分钟。
整个报道放到现在来看也算是成功的。我在街头采访市民，一问都看过这个报道。采访的时候很多人当场就捐款，我们一一登记，并把捐款在节目上公布了出来。结果忙中出错，最后jiāo上去的钱和登记的钱差了一百块，我和摄像只能自掏腰包补上了。
我的主任平时审片总以骂我为乐事（他审片时骂我已然成为我们那层楼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很多人觉得gān了一天活儿很累、很无聊，听完主任骂我就觉得人生是很幸福的），可那次我的主任在审那条片子时竟然流下了眼泪。
最后，这个“继母”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刑七年—后来听说，当时派出所只是准备关两天就放人的。
第十六章 走出低谷
《都市传真》办了一年多，那是我做记者后业务能力提升最快的时候，我的综合电视业务能力就是在那时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正是有了这基础，当我坐到了新闻主播台上看片子时，我才能告诉年轻的记者，片子哪里可能有问题，才能告诉观众，我关心片子里的哪一个细节、我有什么看法。
1、从编导到制片人
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央视的《实话实说》、《焦点访谈》还在大红大紫，地方台也一哄而上搞谈话、采访类节目（中国电视这毛病现在也一样）。于是《都市传真》莫名其妙地停了。那个以骂我为乐的主任搞了一个新节目叫《走进直播室》。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里他走到哪里都要把我带上，同事们都说：那是因为主任骂别人没什么感觉，不像骂你那么酣畅淋漓，主任离不开你了。于是我成了这个栏目的编导，收入虽然又提高了，但是半年才发一次工资（那是江苏电视台最低谷的时期），加上一九九七年女儿出生了，我的日子又开始过得紧紧巴巴了。
说实话，我不喜欢《走进直播室》，这也是我在江苏台参与过的所有栏目当中最不喜欢的一个。这是因为，本来我就没觉得《实话实说》有多好，更别提“山寨”《实话实说》的栏目了。当时央视一帮电视人创办了《东方时空》，里面不少子栏目我都挺喜欢的，比如《面对面》、《生活空间》。唯独同期出现的《实话实说》，我觉得那是一个评价过高的节目，尽管当时崔永元给了中国观众一点儿惊喜。《实话实说》—这个名字当时多震撼啊，但内容真的同样震撼吗？当时那批中国电视人喊出了诸如“要影响国策”的口号，但很快发现那是一个梦。
在传媒发达的西方国家，类似《实话实说》的脱口秀节目最大的话题来源无非是政治或者娱乐八卦，但在中国这两个话题都不可能放开谈。我看了几期《实话实说》，都是什么“我的收藏”、“我的左手”（弄了一批左撇子谈左撇子的生活）之类的—这种话题的“实话”又有多少价值呢？于是在《走进直播室》，我们整天找的也是诸如“城市公共厕所太少”、“打折骗局”之类无病呻吟的话题。话题定下来后，得找三四个嘉宾上节目，然后我就根据邀请的人写台本：节目分几个部分，每个部分都谈什么，话题怎么递进等。有很多次领导看了我的台本后说我：“你老毛病又犯了，你写话剧啊？”本来谈话节目就不需要什么台本，是领导非要看台本，我怎么办？
很快我发现，台本真是不用写的，因为这种节目如果请对了嘉宾，你什么都不写，人家也能说得很好，要是请的人不对，台本写得再好，节目也死定了。有一次，有个话题实在找不着合适的嘉宾，我就自己上了。主任又说：“你那么想出风头吗？”我没吭声，剪片子的时候我发现，除了自己讲的还有点儿意思之外，其他嘉宾的话我都想剪掉。就这样，我当过几次节目嘉宾，逐渐上了瘾，一来不必写台本了，二来还能多挣两百块嘉宾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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