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混了一年多，主任没少骂我，说我做的片子跟屎一样，但这并不能让我沮丧。让我沮丧的是，那时的江苏台财务状况糟糕到了极点，一线记者、编导们半年才能报销一次。那一年我穷得跟什么似的，口袋里永远没有钱，抽屉里永远装着厚厚一堆等待报销的发票和稿费单。一想到那个年代，再想想今天的生活，简直就是—天上人间！
终于有一天，《走进直播室》停播了，我很高兴。我被调到一个新开的体育新闻栏目gān老本行—尽管我并不懂体育，但还是高兴了一阵。更让我走狗屎运的是，去了没多久，那个栏目的制片人就被提拔了，调走了，栏目组剩下的人里面就我一个是正式工，其他都是临时工。于是在领导们没有选择的qíng况下，我当上了制片人。
2、新总监高抬贵手
当了一年制片人，到二〇〇一年，台里领导班子大调整，景志刚成了我的领导。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景志刚是彻底改变我命运的人。当时景志刚调来我所在的城市频道任总监。一来就要求所有的栏目制片人重新报名，竞聘上岗。我生xing懦弱，惧怕一切竞争，也不想去竞什么聘，就壮着胆子跑去向他汇报：“景总，我现在是体育新闻栏目制片人，你要觉得我能gān，我就好好gān。你要觉得制片人我gān不了，我还可以gān记者，gān记者不行，我还可以gān摄像，都可以。反正我就要在城市频道待着。”他没有任何表qíng地听完之后，看了我一眼说：“你不用竞聘了，继续gān吧。”
第十七章 主持生涯
从二〇〇二年坐上《南京零距离》的主播台，到二〇一〇年调到卫视做《非诚勿扰》，我gān了九年的新闻主播。
1、主播“零距离”
那时我做的体育栏目，收视率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二〇〇二年景志刚创办了在中国电视界名噪一时的新闻栏目《南京零距离》，他把我从体育栏目调出来，去当《南京零距离》的主持人。这在当时无论对台里还是对我个人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决定。起用一个非播音主持专业的光头来主持一档直播的新闻节目，这在中国电视界是没有先例的。
用一个光头做服务类或者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可能不算什么，但让一个光头坐在省台的新闻主播台上，无论怎样都有点儿石破天惊的味道，需要很大的勇气和魄力。而需要魄力的地方，还在于《南京零距离》打破了地方台新闻通常最多二十分钟的惯例，它一播就是一小时，还是直播！很快台里就有人说：景志刚疯了！
一开始《南京零距离》是不被看好的—团队就是个杂牌军，所谓的新闻jīng英都在新闻部呢。当时“零距离”的总监不是搞新闻出身的，记者队伍中也有一多半儿不是搞新闻的，主持人最可疑—既不是学播音的，也不是学新闻的，基本上属于什么都没学过。当时让人们觉得更离谱的是，景志刚把这档一小时的直播新闻节目的时段放在了晚上的六点五十至七点五十。有人就说，把地方新闻节目放在这个时段，简直没有常识。七点至七点半是央视的《新闻联播》，这无异于放弃了一半的收视率！但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南京零距离》开播不到一个月，收视率就进了尼尔森调查数据的前五十名，两个月后就成为江苏地区能收看到的所有电视节目中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并保持了数年之久，成了中国电视界的“零距离现象”，掀起了中国“民生新闻”的làngcháo。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受众没有天生的收视习惯，受众的收视习惯都是被qiáng势媒体培养出来的。中国人不是天生在七点至七点半要看新闻的，是央视把《新闻联播》放在七点至七点半，所以中国人就有了这个条件反she似的收看习惯。加上全国所有省台必须转播《新闻联播》的规定，所有电视台就习惯xing地放弃了这个时段。其实，如果你足够qiáng大，敢于挑战一下，你就会发现有些貌似qiáng大的东西其实很脆弱。至于景志刚为什么选中我当《南京零距离》主持人，我很怀疑他是在我当体育节目制片人的时候发现了我的“才能”。
当时每周一要开制片人例会，制片人要挨个儿汇报上周的工作qíng况，再报告下周的工作计划。我那个节目是整个频道最无足轻重的，说话也没分量，所以每次开例会，别人在说正经事儿，只有我没有正经事儿，尽扯淡，但我扯淡的时候，往往都是会议气氛最好的时候。后来他们都发现了，只要我没参加的例会，效率就一定很高。只要我在，效率一定很低，但气氛浓烈。有一次景总终于烦了，对我说：“以后开会你不用来了。”我本以为他是说着玩儿的，后来他真把我的制片人头衔给撤了，制片人例会我就真的不用去了。再后来他对我说，你去“零距离”当主持人吧！我表示这个位置让人压力很大。他说，我不是在跟你商量，其他岗位都有人了，只有这个岗位还没人gān。我想想嗷嗷待哺的一家老小，只能说：“好吧。”
2、主播的感觉
虽然《南京零距离》只是一个省域节目，江苏以外的观众看不到，但是它在电视新闻行业内的影响却很大。在中国电视新闻史上，也应该被提一笔。
《南京零距离》开播不久便在业界声名鹊起，频道接待来参观的全国同行有数百批之多，有的时候一天能来好几个台。我在业内的熟人大多是在那时候认识的。《南京零距离》在业内给我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随之而来的麻烦之一就是有些大学请我讲课，让我非常惶恐。既不是学新闻的，也不是学电视的，更不是学播音主持的，基本上我什么都没学过，我能跟人家讲什么啊？后来有大学老师告诉我，现在大学里播音主持专业使用的教材《播音主持学》，其中多处提到并且引用我的话。希望这没有误人子弟。有不少同行问我：“对主播来说，从录播到直播是很大的一个跨度，你是怎么克服心理障碍的？”我说：“我没有障碍，因为我没有录播过，我不知道它们有什么区别。”
第十八章 他们说《非诚勿扰》
两年前在我离开《南京零距离》的主播台，开始主持《非诚勿扰》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档节目将给我带来什么。在这本书里自己评价这个栏目恐怕不太合适，自己夸自己总是不太下得去嘴。看到胡紫微女士的一篇关于《非诚勿扰》的文章，让我很感动，征询她本人意见之后，收在了这本书里。学界我倒是有几个熟人，但自己的一本小书叨扰人家总还是不大好意思，能随时开这种口的，只有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副院长张红军了。
1、无关风月
胡紫微
跟孟非先生原算不上相识，我本人又是做财经节目出身的，要说起来，对孟非和他那红透大江南北的《非诚勿扰》实在没有任何置喙的资格。也是因缘际会吧，他突然就从众多围观群众中浮了出来，那么，就作为观众，也作为同行，对我心目中的“非诚”和孟非，说几句最肤浅的感受吧，胡说而已。
很显然，我对“非诚”是属于后知后觉的那类观众。后知到什么程度？记得在二〇一〇年元旦前后，当《非诚勿扰》栏目开播并在收视上一路攻城拔寨高奏凯歌，很快就达到“高得不像话”的地步时，这个节目对我来说仍然只是个传说。直到chūn节后某日，水皮先生来我主持的一个财经谈话节目做嘉宾，哈欠连连，见我有异色，忙抱歉说最近每晚看《非诚勿扰》，结果chūn节没休息好。好家伙！水皮是何许人呢？《华夏时报》总编辑，资深的财经评论员，平时不苟言笑，与我相识十年从未在任何非财经证券领域表露过哪怕任何一点儿兴致的这样一位严肃的前辈，竟为一档找对象的节目而废寝忘食。一叶知秋，看来，这档节目在社会中的辐she已有足够的纵深，因此，这节目也绝不只是找对象那么简单。于是，那个周末，我就加入了《非诚勿扰》的观众大军，并且就像歌儿里唱的，“从此后，便像糙一样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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