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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父辈_阎连科【完结】(5)

  也就各自吃饭去了。

  忘记了二姐是端碗进了屋里,还是端碗去了别处。而我,端着用红薯叶子煮了红薯面条的一碗黑色粗饭,到了门外的一棵树下。树下空无他人。而我在那片空无里,却是无论如何也无心食咽那碗汤饭。也就在这个时候,在所谓的人生十字路口上,在我正为上学还是不上的迷惘里,下乡到我们村里的一个知青,男,穿着蓝色制服,三七分头,高个,他款款地从村街上走过,还和熟人点头说话。说话的顺序,是村人恭敬地先和他说,而他自己,只是懒懒洋洋地点头哼哈着答话别人。

  他答着去了。

  而我,在他走后很长的时间里,都还看着他的背影,就像看着一条通往远处的道路。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忽然、猛烈猛烈地想要继续读书。想要去念我的高中。想要从二姐手里,夺走属于她的那半个去念高中的希望。也就匆匆地吃饭,匆匆地回到家里,看见二姐也正端着空碗,从哪儿出来到厨房盛饭。

  我们在院里对望了一眼,谁也没有说话,就如彼此谁都不太认识对方一样。

  下午,下地劳动,不知为何二姐没去。

  晚饭,二姐也没有在家吃饭。

  饭后,二姐也没有很快回家。

  我问母亲,二姐呢?母亲说,找她同学去了。也就这样,把一段命运暂时搁在脑后,就像把一个疮疤暂时用膏药糊了一样。也就睡了。月落星稀。窗外是清明夜色。有蛐蛐的叫声。还有半透明的cháo润的夜气。睡到半夜时候,也许我刚要睡着,也许我已经睡着,刚好醒来,就在这个时候,我家大门响了。二姐的脚步,轻柔地落在院里。接下,那脚步的声响,到了我睡的门口滞重下来,仿佛是犹豫之后,二姐推开了我睡的屋门,进来站到了我的chuáng前。

  第二章 我的那年代 第10节:2.《红楼梦》(4)

  我从chuáng上坐了起来。

  二姐说:"你没睡?"

  我以"嗯",做了回答。

  二姐说:"连科,念高中,姐不去了。还是你去念吧。"

  说完这话,二姐借着窗光的月色,看了看我。我不知道那时的二姐,看见了我什么表qíng。而我,却隐约看见,二姐的脸上,似乎挂着凄淡的笑容。笑着转身走时,还又对我说道:"你好好读书;姐是女的,本该在家种地。"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高中的开学。在开学的前一天里,二姐给我买了一支钢笔,送给我时,她眼里含着泪水,却是依然地笑着说道:"好好读书,连二姐的那份也给读上。"

  现在,三十年之后,我给我的孩子说起这些,他有些愕然,有些不敢相信。不是不敢相信二姐因是女的,方才让我这个男孩读书,而是不敢相信,有个漫长的时代,虽是正宗的社会主义,可中国乡村的孩子,却是普遍贫穷饥饿,衣无温暖,食无饱饭,作为父母,普遍无力去供他们的孩子吃饱肚子,并读完初中、高中。这是一个时代给所有做父母和子女的人,留下的一份被时代早已忘记的社会歉疚。

  第二章 我的那年代 第11节:3.枪毙(1)

  3.枪毙

  上世纪70年代,记忆深刻的,对我来说不是革命,而是饥饿和无休止的劳作。

  大姐有病,常年躺在chuáng上。给大姐治病,成了我们家人心中的重心。大姐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革命初期,同她的同学一起,大串联到过省会郑州,因为想家,又挤不上进京的火车,也就只好徒步返回,错过了她一生见到毛主席的机会。

  毛主席这人,虽然伟大,可他不是医生,不能帮我大姐治病。这就使得我们家的生活,离革命远了一步,如同乡村,离城市远了一步;农民,离市民远了一步;穷人,离富人远了一步。但革命的气息,总还如夏热冬寒般,风风火火,时时常常地扑进我家院落,扑进乡村的田野。记得20世纪70年代之初,社会上的"文攻武斗",都已渐次地过去,我同生产队的老少社员,一边遥望着革命,一边本能地促进着生产。有一天,在田里翻着红薯秧子,不知为何,竟有两辆卡车拉了革命者的青年,架着机枪,从田头公路上驶过。突然,他们朝着田野里的我们,打了一梭子机枪。子弹就落在田头的糙上。糙摇土飞之后,当过兵的一个退伍军人,突然大唤:"卧倒——"社员们就都学着他的样子,各自卧伏进了红薯秧的垄沟。起身之后,卡车已经远去,载着革命者和他们的笑声。不知这革命从何而来,又到何而去。于是间,生产队长就对着革命的背影大喊大骂:"cao你们奶奶,我们种地,你们革命,井水不犯河水,碍着你们啥事儿啦?!"

  乡村,不是那个年代的主体,不是革命的主体。那个年代,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完全一样,主体乃是城市,而非乡村和十亿农民。年代中无论何样岁月,中国的主人翁都是那些曾经在新、旧中国的革命中和革命有过密切联系的人。但乡村,解放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阵地;而在解放之后,除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或多或少,已经有了角色的根本变化,只是社会主角的群体配角,是革命漫无边界的辐she地带;只是革命兴起时的必然牺牲和最终成就革命的辽阔地缘。"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最深刻的教训,就是革命出产激qíng,并不生产粮食。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的人成千上万。堆将死尸,能筑起一个新的三峡大坝。这就证明,无论如何革命,乡村还要种地。

  也必须种地。

  要种地,就必须由如我这样的学生,割糙放牛。也就读书,也就割糙与放牛。说不清哪个是正业,哪个才是业余。在割糙放牛中,亲眼目睹着父母们的日出劳作、日落而息和无休止的劳动换来的无休止的饥饿。这些所见,营养了那时我内心切实懵懂的一些要逃离土地的心愿。也就在这懵懂和迷茫之中,那一年,村里来了一批知青。

  并不认真知道,知青们来自哪里,但却相信,他们一定来自城市——洛阳或者郑州。事实证明,他们确是来自遥不可及的、我梦寐以求的那些城市,六人、七人,家在省会郑州;还有一个,来自洛阳。他们被村人恭敬地安顿在特意为他们收整gān净的大队部里。村人们敬着他们,就像敬着自己的祖先。因为他们能从城里给村里带来一些买不到的化肥、布匹和火柴等。极度的革命与计划经济所导致的物质匮乏,是连种地的农民上街买个烧饼也需要一两粮票。可是国家,却只给农民下发劳动的义务,并不下发多少粮票、煤票和足够的布票以及别的票证和权力。这些东西,知青们虽然不多,但却多多少少,总是神奇地有着。于是,他们给乡村带来了一些农民的急切之需,农民就自然地感恩戴德,不让他们下田,不让他们种地,最多最多,就是让他们在田头看看庄稼,chuīchuī笛子,举起柳枝,轰赶一下落进田里的飞鸟和窜进庄稼地的猪羊。

  第二章 我的那年代 第12节:3.枪毙(2)

  那时我小,看知青们不下地劳动,穿得光鲜gān净,日子就是在村头漫步和chuī笛,也就渐渐明白,乡村人是如此的低贱,而城市青年,竟是如此的高贵神仙。我不恨他们生在城市,只是无奈地暗自抱怨,自己生在了这个乡村。他们chuī笛散步,指着从他们面前过去的农民,偷偷笑着说些什么。到了吃饭时候,午饭或是中饭,村里各家讲些卫生的农民,还要负责给他们烧饭——那个年代的术语,叫做"派饭"。一家一个、两个知青,一般是一派一周,周后换户。我母亲是村里爱着gān净的妇女,每天除了扫地整屋,连我家大门之外,也都要每日打扫一遍。于是,我家就成了最为合适被"派饭"的一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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