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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_杨绛【完结】(10)

  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我可以占据一个桌子。架上的书,我可以自己取。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环境非常清静。我为自己定下课程表,一本一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学期开始后,钟书领得一件黑布背心,背上有两条黑布飘带。他是我国的庚款公费生,在牛津却是自费生,自费的男女学生,都穿这种黑布背心。男学生有一只硬的方顶帽子,但谁都不戴。领奖学金的学生穿长袍。女学生都戴软的方顶帽子。我看到满街都是穿学生装的人,大有失学儿童的自卑感,直羡慕人家有而我无份的那件黑布背心。

  牛津大学的大课,课堂在大学楼;钟书所属学院的课,课堂借用学院的饭厅,都有好些旁听生。我上的课,钟书都不上。他有他的必修课。他最吃重的是导师和他一对一的课。我一个人穿着旗袍去上课,经常和两三位修女一起坐在课堂侧面的旁听座上,心上充满了自卑感。

  钟书说我得福不知。他叫我看看他必修的课程。我看了,自幸不在学校管辖之下。他也叫我看看前两届的论文题目。这也使我自幸不必费这番工夫。不过,严格的训练,是我欠缺的。他呢,如果他也有我这么多自由阅读的时间,准会有更大的收获。反正我们两个都不怎么称心,而他的失望更大。

  牛津有一位富翁名史博定。据说他将为牛津大学设立一个汉学教授的职位。他弟弟K.J.Spalding是汉学家,专研中国老庄哲学。K.J.是牛津某学院的驻院研究员。富翁请我们夫妇到他家吃茶,劝钟书放弃中国的奖学金,改行读哲学,做他弟弟的助手。他口气里,中国的奖学金区区不足道。钟书立即拒绝了他的建议。以后,我们和他仍有来往,他弟弟更是经常请我们到他那学院寓所去吃茶,借此请教许多问题。钟书对于攻读文学学士虽然不甚乐意,但放弃自己国家的奖学金而投靠外国富翁是决计不干的。

  牛津大学的学生,多半是刚从贵族中学毕业的阔人家子弟,开学期间住在各个学院里,一到放假便四散旅游去了。牛津学制每年共三个学期,每学期八周,然后放假六周。每三个学期之后是长达三个多月的暑假。考试不在学期末而在毕业之前,也就是在入学二至四年之后。年轻学生多半临时抱佛脚,平时对学业不当一回事。他们晚间爱聚在酒店里喝酒,酒醉后淘气胡闹,犯校规是经常的事。所以钟书所属的学院里,每个学生有两位导师:一是学业导师,一是品行导师。如学生淘气出格被拘,由品行导师保释。钟书的品行导师不过经常请我们夫妇吃茶而已。

  牛津还有一项必须遵守的规矩。学生每周得在所属学院的食堂里吃四五次晚饭。吃饭,无非证明这学生住校。吃饭比上课更重要。据钟书说,获得优等文科学士学位之后,再吃两年饭(即住校二年,不含假期)就是硕士;再吃四年饭,就成博士。

  当时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获得奖学金或领取政府津贴的。他们假期中也离开牛津,别处走走。惟独钟书直到三个学期之后的暑假才离开。

  这在钟书并不稀奇。他不爱活动。我在清华借读半年间,游遍了北京名胜。他在清华待了四年,连玉泉山、八大处都没去过。清华校庆日,全校游颐和园。钟书也游过颐和园,他也游过一次香山,别处都没去过。直到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清华上学,他北来看我,才由我带着遍游北京名胜。他作过一组《北游诗》,有“今年破例作春游”句,如今删得只剩一首《玉泉山同绛》了。

  牛津的假期相当多。钟书把假期的全部时间投入读书。大学图书馆的经典以十八世纪为界,馆内所藏经典作品,限于十八世纪和十八世纪以前。十九、二十世纪的经典和通俗书籍,只可到市图书馆借阅。那里藏书丰富,借阅限两星期内归还。我们往往不到两星期就要跑一趟市图书馆。我们还有家里带出来的中国经典以及诗、词、诗话等书,也有朋友间借阅或寄赠的书,书店也容许站在书架前任意阅读,反正不愁无书。

  我们每天都出门走走,我们爱说“探险”去。早饭后,我们得出门散散步,让老金妻女收拾房间。晚饭前,我们的散步是养心散步,走得慢,玩得多。两种散步都带“探险”性质,因为我们总挑不认识的地方走,随处有所发现。

  牛津是个安静的小地方,我们在大街、小巷、一个个学院门前以及公园、郊区、教堂、闹市,一处处走,也光顾店铺。我们看到各区不同类型的房子,能猜想住着什么样的人家;看着闹市人流中的各等人,能猜测各人的身份,并配合书上读到的人物。

  牛津人情味重。邮差半路上碰到我们,就把我们的家信交给我们。小孩子就在旁等着,很客气地向我们讨中国邮票。高大的警察,带着白手套,傍晚慢吞吞地一路走,一路把一家家的大门推推,看是否关好;确有人家没关好门的,警察会客气地警告。我们回到老金家寓所,就拉上窗帘,相对读书。

  开学期间,我们稍多些社交活动。同学间最普通的来往是请吃午后茶。师长总在他们家里请吃午后茶,同学在学院的宿舍里请。他们教钟书和我怎么做茶。先把茶壶温过,每人用满满一茶匙茶叶:你一匙,我一匙,他一匙,也给茶壶一满匙。四人喝茶用五匙茶叶,三人用四匙。开水可一次次加,茶总够浓。

  钟书在牛津上学期间,只穿过一次礼服。因为要到圣乔治大饭店赴宴。主人是C.D.LeGrosClark。他一九三五年曾出版《苏东坡赋》一小册,请钟书写了序文。他得知钱钟书在牛津,特偕夫人从巴黎赶到牛津来相会,请我们夫妇吃晚饭。

  我在楼上窗口下望,看见饭店门口停下一辆大黑汽车。有人拉开车门,车上出来一个小小个儿的东方女子。LeGrosClark夫人告诉我说:她就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之女。LeGrosClark曾任婆罗洲总督府高层官员,所以认得。这位胡小姐也在牛津上学。我们只风闻她钻石失窃事。这番有缘望见了一瞥。当时中国同学有俞大缜、俞大姊妹,向达、杨人等。我们家的常客是向达。他在伦敦抄敦煌卷子,又来牛津大学图书馆编中文书目。他因牛津生活费用昂贵,所以寄居休士(E.Hughes)牧师家。同学中还有杨宪益,他年岁小,大家称小杨。

  钟书也爱玩,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文字游戏。满嘴胡说打趣,还随口胡诌歪诗。他曾有一首赠向达的打油长诗。头两句形容向达“外貌死的路(still),内心生的门(sentimental)”———全诗都是胡说八道,他俩都笑得捧腹。向达说钟书:“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钟书和我就以此自解。

  (二)

  老金家的伙食开始还可以,渐渐地愈来愈糟。钟书饮食习惯很保守,洋味儿的不大肯尝试,干酪怎么也不吃。我食量小。他能吃的,我省下一半给他。我觉得他吃不饱。这样下去,不能长久。而且两人生活在一间屋里很不方便。我从来不是啃分数的学生,可是我很爱惜时间,也和钟书一样好读书。他来一位客人,我就得牺牲三两个小时的阅读,勉力做贤妻,还得闻烟臭,心里暗暗叫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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