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杨柳又变成嫩绿的长条，又渐渐黄落，驿道上又满地落叶。
那天我走出客栈，忽见门后有个石礅，和钟书船上的一模一样。我心里一惊。谁上船偷了船上的东西？我摸摸衣袖上的别针，没敢问。
我走着走着，看见迎面来了一男一女。我从没有在驿道上遇见什么过客。女的夹着一条跳板，男的拿着一枝长竹篙，分明是钟书船上的。我拦住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这是船上的东西！”
男女两个理都不理，大踏步往客栈走去。他们大约就是我从未见过的艄公艄婆。
我一想不好，违犯警告了。一迟疑间，那两人已走远。
我往前走去，却找不到惯见的斜坡。一路找去，没有斜坡，也没有船。前面没有路了。我走上一个山坡，拦在面前的是一座乱山。太阳落到山后去了。
我急着往上爬，想寻找河里的船。昏暗中，能看到河的对岸也是山，河里飘荡着一只小船，一会儿给山石挡住，又看不见了。
我眼前一片昏黑，耳里好像能听到哗哗的水声。一个人在昏黑的乱山里攀登，时间是漫长的。我是否在山石坳处坐过，是否靠着大树背后歇过，我都模糊了。我只记得前一晚下船时，钟书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说：“你倦了，闭上眼，睡吧。”
他说：“绛，好好里（即‘好生过’）。”我有没有说“明天见”呢？晨光熹微，背后远处太阳又出来了。我站在乱山顶上，前面是烟雾蒙蒙的一片云海。隔岸的山，比我这边还要高。被两山锁住的一道河流，从两山之间泻出，像瀑布，发出哗哗水声。我眼看着一叶小舟随着瀑布冲泻出来，一道光似的冲入茫茫云海，变成了一个小点；看着看着，那小点也不见了。
我但愿我能变成一块石头，屹立山头，守望着那个小点。我自己问自己：山上的石头，是不是一个个女人变成的“望夫石”？我实在不想动了，但愿变成一块石头，守望着我已经看不见的小船。
但是我只变成了一片黄叶，风一吹，就从乱石间飘落下去。我好劳累地爬上山头，却给风一下子扫落到古驿道上，一路上拍打着驿道往回扫去。我抚摸着一步步走过的驿道，一路上都是离情。
还没到客栈，一阵旋风把我卷入半空。我在空中打转，晕眩得闭上眼睛。我睁开眼睛，我正落在往常变了梦歇宿的三里河卧房的床头。不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
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剩下我一个人，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
但是，尽管这么说，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至少有夫妻二人，添上子女，就成了我们三个或四个五个不等。只不过各家各个样儿罢了。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一）
一九三五年七月，钟书不足二十五岁，我二十四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两人作伴，可相依为命。
钟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他是一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一大跤。那时我们在老金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们夫妇，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钟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我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幸同寓都是医生。他们教我陪钟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
牛津大学的秋季始业在十月前后。当时还未开学。我们下船后曾在伦敦观光小住，不等学期开始就到牛津了。钟书已由官方为他安排停当，入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我正在接洽入学事。我打算进不供住宿的女子学院，但那里攻读文学的学额已满，要入学，只能修历史。我不愿意。
我曾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美国韦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因为奖学金只供学费。我的母校校长以为我傻，不敢向父亲争求。其实我爸爸早已答应我了。我只是心疼爸爸负担重，他已年老，我不愿增加他的背累。我指望考入清华研究院，可以公费出国。我居然考上了。可是我们当时的系主任偏重戏剧。外文系研究生没一个专攻戏剧。他说清华外文系研究生都没出息，外文系不设出国深造的公费学额。其实，比我高一级的赵萝蕤和我都是获得奖学金的优秀生；而清华派送出国的公费生中，有两人曾和我在东吴同学，我的学业成绩至少不输他们，我是获得东吴金钥匙奖的。偏我没出息？我暗想：假如我上清华外文系本科，假如我选修了戏剧课，说不定我也能写出一个小剧本来，说不定系主任会把我做培养对象呢。但是我的兴趣不在戏剧而在小说。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得造化弄人，只觉得很不服气。既然我无缘公费出国，我就和钟书一同出国。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费。
可是牛津的学费已较一般学校昂贵，还要另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假如我到别处上学，两人分居，就得两处开销，再加上来往旅费，并不合算。钟书磕掉门牙是意外事；但这类意外，也该放在预算之中。这样一算，他的公费就没多少能让我借光的了。万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么办？我爸爸已经得了高血压症。那时候没有降压的药。我离开爸爸妈妈，心上已万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们要钱？我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安于做一个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自习。
老金家供一日四餐———早餐、午餐、午后茶和晚餐。我们住一间双人卧房兼起居室，窗临花园，每日由老金的妻女收拾。我既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我从没享受过这等自由。我在苏州上大学时，课余常在图书馆里寻寻觅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又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来不及补习。这回，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我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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